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衰退之中，何时复苏，尚有争论。但或早或迟，总要复苏，而且在复苏过程中必然要出现深刻地结构性调整。有论者提出，现在就应该研究如何应对危机过后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对此，笔者十分赞同。为应对变化莫测的未来世界经济形式，应该有些想象力，多准备几手，但想补充一点的是，不论世界经济风云如何变幻，首先要把握住能够确定的因素，以此为出发点才能成功地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

　　权威统计调查显示，2008年末，中国有72135万乡村人口，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经济学家樊纲不久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谈到，中国现在还有35%的劳动力是以务农为生。农民现在挣的是农民工的一半，让他们在现在的工资水平上出来打工，收入就翻番。当农民赚钱与打工仔达到同样水平，社会剩余10%农民阶层，转移才会停止。

　　笔者认为，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除非是世界大战，中国制定眼前的经济政策也好，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策划未来的结构调整方向也好，都应该从这个确定无疑的基本前提出发，要为还有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在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进城务工，提高收入的向往。而且他们的这种向往是眼下就迫切想实现的愿望，等不得什么转变增长方式，完善经济结构。

　　从调查情况看，春节返乡过年的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八成，这样的文化水平很难适应在高技术行业和现代服务业就业的需要，能够大量吸纳农民工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传统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

　　美国当红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0多年前发表的那篇有名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认为，亚洲的经济增长来自于汗水的投入而不是灵感，如果亚洲的经济增长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就在于亚洲各国大规模的经济动员能力。此话不那么好听，但不无道理。以往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规模的急剧扩大，很大程度上是靠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到能创造更多收入的工矿企业。可以说，是靠农民工的汗水，企业得以积累资金去追求技术的升级换代；也是靠农民工的汗水，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传统的、现代的服务业大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当然，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这种那种的结构性问题。究其原因，其中很多也是由于存在大量能够接受低工资的，等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许多行业，从全国看已经产能过剩，但地方政府为了给本地农村劳动力创造转移的机会，在没有能力建设高水平项目情况下，仍要投资、引资上马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有了大量能接受低工资的农民工后备军，企业主很难有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的自觉性，因此社会分配结构不合理；在技术、营销方面先行一步的境外直接投资者，将从大飞机、高档汽车到锅碗瓢盆的装配线搬到中国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廉价的社会福利负担，占领世界和中国国内市场，往往封杀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创品牌之路，催生了“山寨版”。

　　中国经济发展还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等待转移，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樊经济学家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的“刘易斯拐点”。不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能给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也好，还是会给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带来严峻挑战也好，都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决策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十分确定的前提。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令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受阻，中国果断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力保增长，其中包括促转型，上水平等目的。但笔者认为，保就业，特别是保住农民工的就业才是根本的目的。危机过后，不论国内外经济形势出现什么不确定因素，中国经济发展的路数，还得以保增长为手段，努力扩大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为这是维护社会稳定，能让国民更快富起来，国力更快强起来的最现实的选择。至于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也确实不可忽视，有些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但解决这些矛盾再不能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以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代价了。(陈晓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