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贿赂”丑闻再次曝光。近日，艾利丹尼森美国总部发表声明承认，2004年至今，其中国公司安全反光膜部门涉嫌行贿，即通过聘用在无锡市的某研究所前工作人员获得了两项巨额订单，总部现已就相关情况向美国证交会和司法部报告。

　　这并非跨国公司首次爆出的贿赂丑闻。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摒弃了公平竞争理念，在中国集体演绎“金元外交”的违法商业行为，朗讯、德普、IBM、家乐福等一批大型跨国公司均曾深陷“洋贿赂”风波。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包括此次艾利丹尼森行贿案在内，将这些事件曝光的多为海外司法部门，国内鲜见同步的监管与惩处。

　　由此看来，“洋贿赂”在国内似乎具备了潜滋暗长的基础，甚至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抢占中国市场的重要潜规则。究其根源，行政性垄断资源过多，法律监管不到位等状况，在倒逼跨国公司将视线从技术研发、服务提升等本位职责，渐次转移到了对所谓关键行政部门和人员的贿赂上来。有报道显示，跨国公司的“实践”结论是，后者的投入将会事半功倍地提升中国市场业绩。

　　艾利丹尼森中国公司走的正是这样一条“捷径”。该公司反光膜部门在中国经销的反光材料通常用于印刷、道路标准和紧急车辆的标志。根据中国现有规定，凡是使用这类反光材料的道路产品必须经过政府机构的认证，由此让掌控审批权力的某研究所成为决定商业利益的核心要素，最终让手握审批权的人员长期享受着这份“行政福利”。据报道，艾利丹尼森中国公司不仅聘请了研究所的内部人员为销售经理，而且计划将内外勾结所形成的销售溢价以“咨询费”的名义返给该研究所。数字显示，当时该公司甚至把贿赂金额按照商业规则来进行测算，即计划实施贿赂的金额为4.1万美元，也就是总销售额的6%。

　　据此逻辑可以看出，在一些行政因素掌控的领域中，只要手握重权的行政人员敢于放行，无论产品质量如何、无论售价是否合理，跨国公司的触角都能够轻松地占据市场。其间，无力铺设行贿网络的其他企业，无论其实际生产实力如何，统统将被屏蔽在市场之外，而最终为此贿赂行为买单的则是财政资金与公众荷包，由此给整个社会资源带来了极大的浪费。

　　除了行政力量人为设置准入门槛外，国内法律法规监管的弱化也在客观上怂恿了商业贿赂风气的盛行。当前，我国并没有针对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而且现行的一些惩戒手段也形同虚设。此前，检察机关曾经建立过“行贿人黑名单”，但却将上榜之人限定在“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决、裁定”的范围内。历数众多跨国公司行贿事件，鲜见有相关公司和人员受到国内的司法审判，导致“黑名单”几乎成为了“空名单”，对“洋贿赂”行径基本没有威慑作用。

　　相形之下，美国《反海外贿赂行为法》则更像是悬在众多跨国公司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今再次对艾利丹尼森公司的贿赂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该公司总部之所以会主动向当地监管部门“自首”，根本原因还在于这部法律规定，美国公司在海外有贿赂行为一旦被查，其总部、跨国公司的所有集团都将受到法律追究，而且不能再涉足美国政府的采购订单。所以，若不是“断尾求存”，艾利丹尼森整个公司或将面临灭顶之灾。

　　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之时，也是有关监管弊病渐次显露并需要及时完善的关键时期。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构建严厉的司法惩治体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洋贿赂”的一再发生。曾几何时，商业贿赂在日本也十分盛行。1976年2月，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竟然以1210万美元的贿金获得了全日本航空公司4.3亿美元的交易合同，闻者哗然。洛克希德公司总裁科特奇恩虽因此辞职，但他随后发表文章，认为商业贿赂现象在日本十分普遍，甚至已经得到全日本社会的默许，这一说法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震动。当时的总理大臣以此为契机，对该案件进行了彻查。伴随着一系列严格执法行为的推进，日本商业交易秩序明显好转。所以，在我国市场秩序的净化过程中，相应的法律体制构建不可或缺。

　　可见，只有尽可能地减少行政力量对市场准入的干预、加大对受贿人员的法律惩戒力度，通过成本与收益的强大制约作用，国内跨国公司群体性贿赂行为才会真正杜绝。(马红漫 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