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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的手”在颤抖

　　虽然在2010年到来之前，我们无从知晓逐步形成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全球监管架构的确切形式和一致性，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必须实现市场力量和政府监管的有机结合

　　文/Jacques F. Poos(卢森堡大公国前副首相)

　　1979年6月7日，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正式设立。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后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银行机构。

　　事实上，中、卢两国就开设中行卢森堡分行的接触和磋商则要回溯到更早的1978年。法国社会和历史学家雷蒙·阿隆曾将1978年称为“中国年”。

　　这一年，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令世界瞩目：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协定；新中国政府得到美国官方承认，并恢复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雷蒙·阿隆写道：直到25年后，华盛顿的外交家们才终于意识到，“中国政权的改变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已不可撼动”。

　　在中国国内，1978年标志着自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来政治动荡局面的终结。公众普遍认为新的领袖邓小平在继承新中国创始者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开创了全面改革的新局面。他深谋远虑地提出了对外开放政策，宣布与欧洲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今天，这一地缘政治抉择仍发挥着作用：中国和欧盟在经济领域开展竞争，在人权方面有不同的见解，但绝不存在任何军事对抗和冲突。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就极力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政治格局，在这一格局中，欧盟应作为独立的一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在经济领域，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到2000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强调，要想实现这一艰巨目标，必须扩大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在我上世纪70年代末及之后多次访问中国期间，中国主人们总是提出要向我们学习，令我印象深刻。

　　身为一个小国的公民，如此赞誉让我感到些许惊讶，甚至汗颜。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拥有几千年灿烂历史和文化的中国能向我们学习什么呢？显然，我忘记了毛主席1956年说过的一句话：“无论大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弱势。”而这一事实往往被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意漠视。

　　我很快理解了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大意义。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被引入(不要与列宁1921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混淆)，被西方发达国家证明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成果也得到了广泛运用。

　　中国已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欧美政客和商人总能听到的一个消息就是：“预订北京饭店的房间太困难了。”

　　最近的经济变化启发了我对政治经济学给予更深入的审视。

　　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中指出，经济进步是“毁灭性创造”的结果。

　　旧有生产技术的消亡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最终都将被新的生产技术所取代。在危机时期，这种变革的速度会更快。这一过程并非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也同样适用。

　　早于熊彼特50多年，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就发现，资本家的资本积累过程创造了“资本集中”(如果活到今天，他会用“泡沫”一词)。

　　他预言，随着这一集中过程的持续演进，资本主义经济终将被冲垮，资本主义体制的灾难性崩溃将不可避免。面对金融危机，马克思这一理论在许多学术文章和争论中又重新被提及和重视。

　　也许我们还没有处在崩溃的前夕，但通过实施银行业和经济援救计划，西方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大规模干预，这无疑表明经济自由主义的根基已被彻底动摇了。

　　谁还会坚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呢？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确保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并实现社会整体及每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

　　“看不见的手”正在颤抖，但是还没有被砍掉。中国总理温家宝2009年2月2日在剑桥大学(亚当·斯密18世纪曾在此任教)发表重要演讲时也提到了这只“看不见的手”，他说：“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着主导作用”。他同时强调：“市场竞争无形之手和政府调控有形之手应同时有力地发挥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在本次危机的冲击下，两者概念差异已微乎其微了。

　　熊彼特的“毁灭性创造”正受到持续关注。在全球化浪潮下，这一过程已在世界各国发生，推动各类经济参与者和经济体系趋于统一，并逐步形成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全球监管架构。

　　虽然在2010年到来之前，我们尚无从知晓它们的确切形式和一致性，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必须实现市场力量和政府监管的有机结合，亦即“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结合。 ★译/武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