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图“疗效快”，惯用“急刹车”和“一刀切”式行政干预的“猛药”，而应“放、防、疗、养、治”并重，提高预见性、科学性

　　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校正着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市场失灵”，“护佑”着中国经济高速平稳发展。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袭来时，宏观调控就显示出其威力。政府通过实施旨在“扩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有效地克服了由于外需萎缩而带来的经济增速大幅下降，而且由于着眼于产业振兴和消费需求扩大使优势产业得以振兴、民生事业得以发展，进而形成了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新增长点”。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30年令世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宏观调控功不可没。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因此，我们的宏观调控还有许多不完善和不科学的地方，宏观调控手段还不够丰富，宏观调控方式僵硬。即使已注意要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打有保有压的“组合拳”，但仍未完全走出“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又乱”、“重总量、轻结构、重速度、轻质量”的调控怪圈。比如，无论经济是冷还是热，都擅长使用行政手段；无论东西部之间有多大差异，宏观调控政策都是划一的；无论第一、二、三产业发展多么不平衡，宏观调控的重点都离不开总量指标和增长速度。结果，要保速度就向地方和企业派指标、压任务，要防过热就“急刹车”、“齐步走”。这样，不仅扭曲了地方和企业的发展预期，进一步强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而且留下许多宏观调控“后遗症”，使得产能过剩、第三产业落后等“结构失衡”愈加严重。因此，大量事实证明，宏观调控不能只图“疗效快”，惯用“急刹车”和“一刀切”式行政干预的“猛药”，而应“放、防、疗、养、治”并重，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入手，多用经济杠杆、法律手段，进而提高预见性、科学性。

　　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要重“放”。政府要压缩自己的管控范围，坚决把自己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地相信地方政府和基层企业的“理性”和能力，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管少”是“管好”的前提。

　　要重“防”。决策机关和调控部门要研究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提高预见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尽管借助宏观调控使经济繁荣的时间较过去有所延长，波动幅度有所减小，但周期性波动的规律没有改变。因此，要尽量避免经济波动所造成的损失，就必须承认经济波动，研究全球化条件下经济波动的跨国传播规律，进而发挥政府“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全”的优势，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防范各种潜在经济风险。

　　要重“疗”。要求宏观调控部门无论是确定调控重点，还是选择调控政策都要从中国经济存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集约”、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做到宏观调控“差别化”。一方面，要严格“两高一资”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市场准入，加大对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和政策扶植力度。另一方面，要对不发达地区发展赋予更大的“自由空间”。不发达地区之所以发展滞后，根源就在于其政府控制太死和市场化程度太低，所以宏观调控要对不发达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网开一面”，赋予更优惠、更特殊的扶植政策。

　　要重“养”。对于市场前景好，且深受公众(消费者)欢迎，但可能不符合现有政策的新兴产业和新兴市场，政府应允许“试试看”。对政府看不顺眼，但地方或老百姓“乐此不疲”的产业，不能武断地予以打击。许多新兴产业和新型市场是自发诱致形成的，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允许试验，都要有章可循，走审批程序，可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关键是政府不能“养痈遗患”。

　　要重“治”。政府要善于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借助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来实现宏观调控所要达到的目的，进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需要抓住三个关键：一是宏观政策实施在“制度公平”上下功夫，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同等待遇”。特别是不能成为“国进民退”和“计划体制复归”的宏观推手。二是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努力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对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地方急功近利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地方的不合理行为。三是加快建立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区域生态补偿和“碳排放权交易”等有利于地区平衡发展的机制，提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四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职责，彻底改变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服务员的尴尬角色，把政府自身“越位”和“错位”而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韩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