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一周年，经济回暖信号频传，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久违的“民工荒”再次出现，那么，珠三角外来工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了吗？近日，中山大学刘林平教授完成的《金融危机对珠三角农民工的影响》阶段性成果显示，农民工的名义工资有所增长，外来工社保福利待遇指标均有提升。据此，调研负责人认为，一年来珠三角外来工的“生存状态”并未明显恶化，部分福利待遇还有所改善，但企业削减或克扣工资、降低福利甚至裁员等措施，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将金融危机的代价转嫁到外来工身上。如何善待农民工，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中山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学院长期关注珠三角外来工生存状况，刘林平教授主持的相关调研已经坚持多年，研究成果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但在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珠三角外来工的“生存状态”并未明显恶化，名义工资还有所增长，部分福利待遇还有所改善，仍然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答案恐怕与调研的时间窗口有关。必须指出，任何调研都受客观条件限制。由于金融危机对制造业与农民工的冲击十分迅猛，受影响下企业的大面积倒闭，与外来工的大规模撤离，必定发生在危机来临后数月。因此，于今年7月进行的调研，很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时间窗口。

　　事实上，据本报于今年7月份在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五个珠三角城市调查所得，在5个城市中，表示有工友返乡的受访者比例为43%—55%，而返乡的工友在受访者熟悉的工友数中的比例，为16%到25%左右。例如，东莞有50.53%的受访者称有工友返乡，而返乡工友占熟悉工友的比例为21.5%。而恰恰在调研展开之前一个月，也就是今年6月份，工厂已经发出招工信号。这就是说，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那一批农民工，恐怕在调研展开前已经离开珠三角。受调查对象所限，6月以后展开的调研，恐怕只能呈现金融风暴“劫后余生”的一部分人的情况。因此，只能根据刘教授的报告，判断出金融海啸的幸存者们生存状况略有改善。而且更为令人忧虑的是，这改善并不对他们继续留在珠三角构成吸引力。这恰恰意味着，刘林平教授所提出的问题，例如遏止企业削减或克扣工资、降低福利甚至裁员等措施，将金融危机的代价转嫁到外来工身上，改善和提高外来工的社会地位与权利等，在目前显得尤为紧迫。

　　从刘教授的调研结果，我们多少看到一丝欣慰，那就是危机已经开始对企业提高外来工福利，发生着倒逼的作用。在刘教授以及本报的调查分别结束之后，8月份民工荒再次出现，不少企业进一步提高劳动待遇吸引外来工。这一方面说明珠三角劳动力市场供求日益趋向“卖方市场”，劳动力的议价权开始提升。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来，目前的劳工薪酬提升，仅仅是因为金融危机过后，传统生产旺季需要工人所导致的企业的短期行为。这种缺乏权利基础的待遇提升，随时会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而改变。而真正扭转外来工命运的制度性变革，迄今尚未发生。

　　在本报进行的调查中，外来工普遍反映住房、医疗、教育是他们最难以逾越的“城市门槛”。城里人可以用医保卡、可以享受城市公办学位，可以享受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而他们在毫无保障、承受低工资待遇的同时，必须在这些方面付出与城里人相同甚至更高的成本。从成本与收入的结构判断，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相比，由于权利匮乏所导致的畸高的生活成本，对他们的压力更大。而解决生活成本的问题，是靠提升工资和福利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是，金融海啸之下，企业同样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层层“倒逼”，必然将降低外来工社会保障成本的责任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正如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所言，“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进城后还是农民，享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和社会保障，很难在城里定居”。只有赋予外来工无法剥夺的城市权利，他们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才能稳步提升，不再随着国际市场的供求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