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最长的危机和反危机之后，没有人质疑中美经济金融联手合作，特别是金融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更有美国学者近来倡议中美应创建联合中央银行(如Zachary Karabell , River Twice 研究所所长，《超级整合：中美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繁荣取决于这种整合》一书作者)，共同制定货币政策，以推动经济复苏。

　　作为一个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做过研究的学者，笔者对中美创建联合中央银行的倡议有如下看法：

　　中美金融合作势在必行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的国债目前已达12万亿美元。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持有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日本紧随其后。中美贸易额也从1979年的50亿美元增至现在的4000亿美元。这种巨额的资本、资金和货物流动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提出挑战。许多学者已对美联储单独应对这种局面的能力提出质疑。事实上，自2001年以来，美联储根据市场状况虽然成功地调节着短期利率(其被操纵范围为1%至5%)，但对中长期利率的调节都是手长袖短，其变动仅在3.5%至4%之间的狭窄范围。而这种变动的时间和幅度都受制于中国对美国国债的购买行为。一个超级大国之央行受制于人已是美联储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从中国方面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对美国的出口，美国仍是中国产品的巨大市场。同时，中国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其巨额美元储备价值的增减，取决于美元币值高低变动的方向和程度。在国际货币体系还没有真正重新构建好之前，中国受制于美国的情况还会继续。正是由于中美金融方面唇齿相依的关系，中美金融合作势在必行。

　　创建联合央行无现实可能性

　　联合中央银行是金融整合的产物而不是其条件。实际上，联合中央银行是金融整合的最高层次。在创建联合中央银行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是否需要共同货币？如需要，它应是并行货币或单一货币？如何处理这一货币？管理这一货币的机构与两国政府有怎样的关系？就目前的情况看，创建联合中央银行既缺乏基本的制度条件又缺乏必要的市场基础。

　　从制度上看，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金融帝国，它的货币当局(美联储)被其国会赋予相当大的独立性。它的货币政策取向并不完全听命于政府。虽然它的政策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但当政府的短期就业目标与联储的价格稳定相悖之时，联储会选择价格稳定。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全国人大并没正式赋予人民银行独立操纵货币政策的权力。经济增长是中国崛起的“硬道理”，货币政策必须服从总体的经济政策。

　　再从人民币和美国各自汇率形成的基础看，美元是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它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是由国际汇市决定的。虽然近年来美元持续贬值，但其世界货币的地位短期内难以被取代。而人民币现在仍是软通货，即它在国际市场上不可自由流通，其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包括浮动范围的扩大等)还在进行中。而人民币要成为真正自由兑换的“硬通货”，必须开放资本项目的自由流通。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宏观环境，还涉及到改变成本。一般讲，开放的速度越快，成本可能相对越高。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完全市场化就需要相当时日。

　　正是以上制度条件和市场基础的限制，中美创建联合中央银行没有现实可能性。

　　应设立联合货币委员会

　　中美金融合作目前仍存在一些死角。例如，由于美联储的独立性，联储并不隶属于政府部门，联储的官员也不是美政府官员。因此，中美政府设立的中美经济对话，联储官员常常缺席。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虽是央行之央行，但它的主要职能是保护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对特定国与国之间的合作，IMF鞭长莫及。因此，中美金融合作常常缺乏一个固定的平台。

　　笔者认为，中美应考虑设立一个联合货币委员会(Joint monetary council)，设立定期会议制度，开启稳定的人员交流和部门负责官员的轮换。联合货币委员会应对两国的利率和汇率问题进行经常的研究和协调，并定期发表联合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这种中美之间的深度金融合作和货币政策的沟通协调，势必对全球经济的复苏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这也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李运奇 作者系美国马里兰大学兼职教授、旅美经济学家，曾任职中国人民银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美国关岛、联合国项目、美联储、美联邦政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