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稳步增长、美元贬值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间接提高商品价格、信贷超常增长推动物价和能源商品价格改革带来的水、电、气、油价上涨，都将使我国的通胀问题愈来愈突出。

　　随着周小川行长正式表态，通胀趋势终于在官方层面得到确认。

　　从过去多年的经验看，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4大最终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中，由于我国就业人口规模、结构等原因，“充分就业”一时难以实现，新增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于就业人口的需要，隐性失业率居高不下。

　　而国际收支方面，由于我国的汇率政策、经济结构调整等原因，多年以来都是贸易失衡持续扩大，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即使在全球经济陷入谷底的2009年，我国外贸顺差还是超过2600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4531亿美元，累计余额为23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因此，在4大目标中，真正可以考虑和操作的应是如何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物价的稳定，即“高增长、低通胀”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工作的最优和理想选择。

　　但从理论上讲，“高增长、低通胀”只是物价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在短期内暂时出现的不同步现象而已。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率与物价指数变化方向是一致的，过高的经济增长率往往会引发通货膨胀(“高增长、高通胀”)，而经济增长率长期下降则会导致通货紧缩“低增长、低通胀”。也就是说，后两种情况才是我们经常要碰到的问题。至于如何将“高增长、高通胀”或“低增长、低通胀”转化成“高增长、低通胀”，那就需要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来促成了。

　　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社会各界大都认为今年CPI涨幅将不会超过3%，属于温和通胀。但之后的经济形势表明，3%的判断对物价走势有点过于乐观，低估了通胀形势，“控物价”的形势日趋严峻：物价已经进入上升通道。

　　自去年11月CPI数据由负转正以后，物价加速上行势头明显，今年1月份新涨价因素估计在1.2%-1.5%，加上翘尾因素0.8%， CPI预计在2%-2.3%之间，PPI在3.5%-4%之间。世界经济复苏以及全球流动性充裕、美元贬值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加大我国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而国内今年将改革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必然会提高企业成本，牵动商品价格上升。

　　尽管存在几个月的时滞，但信贷超常增长，广义货币供给量快速增加必然会引致未来物价水平上升。去年贷款增量达到9.59万亿元，M2增长率高达27.7%。今年1月份尽管采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措施，但预计信贷增量要超过1.3万亿。最后全国大范围地推进水、电、天然气等资源和能源商品价格的改革，不仅明显拉动物价总水平上升，还会放大居民的通胀预期，使得消费者在现实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的价格上涨，远远超过国家公布的CPI涨幅。此外，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出现的明显上涨，使得通胀压力加大。

　　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也是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符合我国特殊的国情。它是由一系列诸如价格、产业、区域、经济、行政等政策配套组合而成的，在确定了具体的调控基调后，其调控目标的选择、政策的组合可以根据短期经济形势进行相机抉择，调整其节奏和力度，改变其优先顺序。

　　笔者认为，针对目前的经济运行情况，短期内宏观调控基调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上“控物价”，而且这个基调要优先于其他三个。

　　而要做到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严格坚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合理控制货币投放量和信贷规模；二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三是努力增加农民的收入，并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基本稳定；四是积极推进水、电力、成品油等重要能源资源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使价格不仅反映要素的市场供求状况，而且要反映其稀缺性以及环境保护成本，并推进要素市场主体培育和监管体系建设；五是加强通胀预期的引导和化解，防止其积累放大。(刘满平 北京 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