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州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正在征求社会意见，除了它第八条规定的决策例外情形，草案中对听证程序的规定同样引起争议。

　　《广州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正在征求社会意见，除了它第八条规定的决策例外情形，草案中对听证程序的规定同样引起争议。有舆论认为，第18条中“现职公务员不得被选为听证代表”的设计不合理。公务员也是公民的一部分，将他们排除在外，大有剥夺这部分人群诉求的嫌疑。更有论者评价说，听证程序拒绝特定类别的人，带有歧视性质，理应纠正。

　　既然重大决策的程序规定要广泛吸纳建议，产生各种各样的评判就很正常。具体到听证代表对公务员的排斥，反对者的理由也是成立的。与政策有利益关联的部门回避听证会，这是基本的原则。然而，如果仅以身份差别作为遴选代表的标准，而否认公务员也可能成为利益主体的实际，必会失之偏颇。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下，简单将公务员设为局外人，也无助于平衡地评估决策。

　　从整个程序规定上看，听证会是社会公众参与决策的关键环节。听证代表象征着社会权利，代表公众去评定政府决策。正因为听证代表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厘清他们与政策的利害冲突不可或缺，避免削弱听证的社会审查效力。因而，将公务员作为整体拒斥在听证程序之外，这不仅涉及到听证技术是否完善，更提出一个深层的追问，那就是听证代表在决策程序中的地位问题。

　　依照现有的草案规定，听证会的结果只作为政策制订的附属文件，实际上并不能左右决策。听证会仅仅承担了搜集有限民意的功能，为更高层级的决策人士提供参考意见。无论听证代表的构成如何变化，这种功能都难改变。事实上，广州的重大决策程序规定并没有明确听证结论的效用。当争论公务员是否应该整体回避听证时，不能忘记这个前提，如此讨论才有方向。

　　主动开通渠道以接纳民意，这被看作广州决策程序规定的诚意体现。然而相较于民意对政策影响的殷殷期待，条款中对听证程序的设定极其简略。对于听证代表的人数、构成及裁判等关键都没有任何具体规范。人们无法从听证制度去确实观察决策的真面貌。这不仅决定了听证会质量是不可预期的，更佐证了听证代表的附庸地位。在这种情形下争执代表身份意义不大。

　　不是说公正地分配听证代表的来源不重要，而是说离开听证机制的完善，孤立地讨论代表构成是不够的。只顾技术细节，罔顾制度的全景，就会失掉决策程序对民间的价值。假使真的造成民主化决策，听证会的全部框架都要重新梳理、设计和充实，至少在两个方面赋予它实权，以杜绝草案的两大缺陷：一是遏制决策听证走过场的弊病；二是遏止将决策程序悬置的行政惯性。

　　联系本报昨日社论，广州重大决策程序草案的核心问题都已暴露，一个是根据第八条享有决策程序豁免的例外情形，另一个就是根据第十八条确立的听证会简章。如果不能在正式颁行的版本中解决这两大潜在的漏洞，决策程序规定就容易流于虚空，只剩下闭门作业的漂亮文本，客观上无法缓解公众的焦虑。最终的命运不外乎为官所“挟持”，也就不可能真正地为民所用。

　　说到底，公务员是否成为听证代表，并不是现实听证制度下的真问题。许多利益群体一直被排斥在决策程序之外，不为听证会所接纳。这种情况频繁发生且由来已久，公务员现今仅有被听证歧视的可能，而绝非受到实际歧视的唯一人群。如果政府不能从听证制度的根本上寻找原因，并辅以实在的修补，听证代表的代表性就始终存疑，而这是用再多的虚辞也无法掩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