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受金融危机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世界格局处在快速变革之中；主要大国的内外战略调整牵动着国际形势走向，新兴力量开始步入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占据了人类道义与利益高地之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使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竞争更趋激烈。

　　全球化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危害严重且影响深刻，但不会改变全球化的基本态势。

　　其一，全球生产力快速扩张。世界GDP总量由2000年的31.4万亿美元升至2008年的76.5万亿美元。根据世行评估，2009年前三季度，全球GDP总量仍处于增长中。

　　其二，全球贸易量快速扩大。世界商品贸易额由2000年的6.2万亿美元升至2008年的15.8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额由1.4万亿美元升至3.7万亿美元。世贸组织报告称，2009年前三季度，由于主要经济体陆续呈现经济复苏迹象，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额同比未出现大幅萎缩。

　　其三，区域、次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大发展。《里斯本条约》获欧盟全体成员国批准，欧洲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东盟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筹划发行统一货币，并稳步推进与中国建立自贸区。上合组织、中非和中阿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框架彰显活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10年将使用统一货币，并推进成员国间经济互助。

　　其四，科技大发展推动经济与社会大发展。上世纪90年代发轫的信息革命继续引领全球技术群创新，且正在打开21世纪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革命的大门，即将开拓出巨大的生产力空间。据统计，2008年信息和环保技术产值分别占美、日、中GDP的34%、30%和10%。

　　其五，各国间的人文交往大发展，“文化年”、“语言年”、“艺术节”活动剧增，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明与宗教间对话与交流互鉴汇成时代潮流。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大国、强国在软实力延伸方面付出更大的资源投入，产生巨大效应。

　　大发展积累的财富奠定了生产领域变革的物质基础。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步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中等现代化，开始扭转几百年来西方国家掌控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局面。

　　大变革推动国际关系大调整

　　大国关系正在经历大调整。在各大国中，美国对外战略首先出现大调整。奥巴马政府囿于金融危机、阿富汗、伊拉克、伊核、朝核等难题的牵制，在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和新兴力量崛起的背景下，认识到美运用实力手段的有限性，开始回归现实主义，淡化制度和意识形态分野，提出“建立多伙伴世界”；放下身段，“平等对待”发展中大国和各类盟友，谋求它们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裁军、反恐防扩等重点议题上与美合作；主动向伊斯兰世界示好，增加对非洲的援助；强调应用“巧实力”，侧重通过对话、接触和外交谈判为热点问题降温；重视公共外交，旨在重振美国际权力、秩序和规制的主导地位和塑造力。奥巴马尤其重视发展美中关系，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区域发展的动力之源，“不对美构成威胁”，不损害美与其他盟国的关系，表示美欢迎中国走向繁荣，“不谋求遏制中国”。

　　针对美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欧、俄、中、日、印等大国陆续调整对外战略。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俄美欧、中美印、中俄印等大三角关系，大大减少对抗内涵，转而变成合作与竞争相交织的关系。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正在经历大调整。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力量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22%升至2008年的47%，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6%升至2008年的45%。全球30大经济体中12个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前10大经济体中，新兴力量占了3个。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同样发生重大变化，半数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已不再是初级原料供应国。另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规制改革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增大，一批国家进入世界事务的中心舞台。例如，20国集团中有11个发展中国家。

　　由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实力增强，加之能源、原料、市场份额、气候变化等难题对发达国家的制约力增大，它们依托自身优势和集体力量组合，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舞台上力争话语权和规制塑造权，屡获进展，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总体看，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前者正努力构建与后者的合作关系，谋求“互利”，不敢动辄使用“软霸权”和殖民主义行为方式，不敢肆意展现种族、制度和价值观等优越感。

　　全球治理框架和机制正在经历大调整。21世纪以来，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包括气候变暖、生态与环境恶化、人口激增、重大灾害、疫病流行、恐怖主义、海盗、毒品蔓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解决这些问题仅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已远远不够，因此大国协调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现已基本完成从西方7国内部协调扩至8+5进而被20国集团取代的过渡，发展中大国的权重日益增大。

　　全球利益格局正在经历大调整。发展中国家分享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份额持续扩大，包括在世贸组织、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内权益增多。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增补发展中国家为成员系大势所趋。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尔反尔，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时间表上，企图抛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压发展中国家接受强制性减排指标，遭到发展中国家集体抵制。

　　既合作，也斗争

　　毋庸讳言，国际金融危机是引发大国关系调整的主要推动力量。合作应对危机、实现经济复苏，成为几乎所有大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大国关系中的这种新动向，使得大国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可能。20国集团峰会应运而生，2009年先后在伦敦和匹兹堡两度聚会，尤其是匹兹堡峰会决定将G20峰会机制化。这对于推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格局转换的直接推动力量。危机加速了世界主要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加快了世界走向多极化的步伐。虽然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新兴力量也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且面临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和实施各类保护主义的压力，如要挟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征收“碳关税”，但新兴力量的复苏步伐快于发达经济体。其结果是，新兴力量在世界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对外投资领域内的份额在扩大。

　　当然，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地位与作用上升的同时，还应注意到它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包括：历史原因造成的与发达国家间巨大的发展差距；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和规则制定领域内的主导地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摩擦的增多；众多发展中国家间悬而未决的矛盾，包括领土、资源争端和民族、宗教矛盾；西方国家的分化打压，包括挑拨离间、“妖魔化”、制裁、利益诱惑、“三六九等的区别对待”等。发展中国家应对如上困难与挑战的根本出路是通过友好协商与谈判，凭借互利共赢的合作实现自身利益，并以集体力量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当然，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仍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国际地位与作用日益提升。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各国心态不一。世界大多数国家理解并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认为是互利共赢的机遇。但是，也有个别国家的少数人不欢迎中国的发展，散布各种版本的“威胁论”。居于两者间的某些人不能客观看待中国发展，所谓“G2说”(中美两国集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领导人在一些重要场合已经严肃指出，中国不接受“G2说”。

　　世界上没有人能比中国人民更了解自己的国情、发展阶段、发展性质、发展内涵及其国际战略意义。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与自己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这是对本国人民负责，也是对世界人民负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董漫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