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起草。方案建议向资本市场注资3000亿~4000亿振奋投资者信心，并在今年年底前出台明年提高工资的细则方案，通过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来增加居民收入等措施扩大内需。(11月23日《重庆时报》)

　　金融危机来袭，扩大内需保增长，离不开刺激消费。而消费的底气在哪里呢？很简单，就是公民的荷包里得有钱。这实际上意味着，职工合理薪酬标准，也应该及时与经济格局变化进行律动。事实上，过去，面对CPI高涨导致民生成本抬高的情况，公众也都提出在工资分配环节进行调节。从这个意义看，不论是保障经济健康运行，还是体恤民生，都需要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及时发挥调节功能。

　　但遗憾的是，过去，把CPI纳入调薪的考虑范畴，尽管承载着重大的民生诉求，尽管是承载着公众公平享受发展成果的强大期待，但是，一方面，受囿于特定的制度设计本身缺乏足够的正当性，有时会使涨工资成为公务员、垄断行业员工的特殊福利，另外一方面，由于在长期劳资博弈中，劳方缺乏话语权，只能被动处于弱势的一方，提高工资对大量企业单位来说，也只是画饼充饥。

　　那么，现在面对金融危机的强大寒流，打上强烈的救市烙印的提高工资方案，能否具备足够的制度正当性，能否从纸面真正走进生活，而不至于成为少数人的福利呢？而且，这个“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的措施，会不会陷入“平均主义”的泥潭，导致其在扩大内需的功能实现方面，缺乏效率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来说，最本质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平与效率问题。而应对金融危机，旨在扩大内需的提高工资措施，在落地时，如果解决不好公平与效率问题，那无疑将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

　　金融危机之下，不同阶层都的利益诉求都会得到集中与复杂的呈现。特别是，当前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要求各种生产要素都要参与收入分配，这样一来必将使得提高工资问题的诉求更加多样化，也只有通过差异化的调节，才能最大程度地使各种生产力要素活跃起来，助推中国经济健康运行。

　　也就是说，当前，在提高工资的问题上，必须在解决制度正当的公平性过程中，谨防重蹈“平均主义”泥沼，导致经济效率受损。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解决好既往一直深受诟病的收入分配的公开与透明问题。

　　金融危机之下，更容易使那些造成既往收入分配不公的相关体制积弊得到显现。这也意味着，在提高工资的同时，对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更应该进行及时有效的清理，对过去种种不公平与不平等的非市场掣肘因素进行全面荡涤，只有这样，提高工资才能具备足够的制度正义，才能产生强大的激励功能。(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