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海口十二月十一日电 题：中国农村如何绕过“拐点”迎来第二次“黄金增长”？

　　中新社记者 王辛莉

　　三十年前，从农村起步的中国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经济发展获得“黄金增长”；三十年后，在当前中国全力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际，中国农村能否再次担当重任，农村内需能否撬得动？

　　中国有七亿多农村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潜力引人注目，被认为是全球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这个潜力若释放，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然而，三十年来，中国农民的消费率从最高点一九八三年的百分之三十二，下降到最低点二00七年的百分之九，下降了二十三个百分点。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民消费所占比重从三十年前的百分之六十二下降到去年的百分之二十五，下降近三十七个百分点。

　　农民消费能力可从其收入一窥端倪。长期以来，农民收入虽一直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二00七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达三点三三比一，把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差距高达五至六倍。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分析个中原因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大包干”土地资源回到农民手中，农业生产力突破性释放，中国经济出现“黄金增长”，第一次出现内需拉动型的快速增长。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使得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三要素离开农村，农民收入增长下降，而农村基层政权“撤社设乡”等改革，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因此，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首先要保障农民收入。

　　因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大宗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跌，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工下岗回乡，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明显减缓的现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坦言，目前首先要防止农业农村形势出现“拐点”。

　　应对农民返乡潮，保障农民收入，国家行政学院许正中教授提出实施三大工程，一是建创业园，支持农民返乡创业；二是安居工程，让农民安居乐业；三是培训孵化，提高农民就业水平。

　　在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迟福林院长看来，收入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长期缺失所致，抑制了农民消费欲望。他建议，通过投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农民的经济安全感和消费预期，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据测算，到二0二0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需要在未来十二年内，投入财政资金逾六万亿。

　　这项投资对刺激、扩大农村消费作用巨大，但需有相当时间方能彰显效果。

　　短期内如何解扩大内需之渴？

　　投资农村基本建设是短期内拉动内需的路径之一。一九九七金融危机，中国投入三万六千亿于基本建设，此轮金融危机，国家新增投资四万亿，其中用于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三千七百亿。而各地政府十五万亿的投资中，农村基本建设也将切得一块蛋糕。

　　土地是稀缺资源，农民稳定的地权隐含巨大的消费潜力。一位银行业界人士预测，下一步中国农村内需的拉动点有望在农民一点八五亿亩“长期无偿使用”宅基地物权，流通进入房地产市场，其潜在市场价值一万多亿美元。

　　此举却让温铁军等专家担忧：在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如何保障中国长期粮食生产安全？

　　如何撬动农村内需确是道难题。韩俊表示，从历次经济周期看，经济下滑对农村的影响要大于城市。扩大内需短期之内依靠农民消费难以奏效。但长期来看，若没有农民消费，中国经济增长就缺乏支撑。

　　温铁军强调，农村承担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当沿海城市出现经济危机，可向农村转嫁代价。农民工返乡重依土地，中国经济危机可望实现软着陆。但只有让三要素净回流农村，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农村经济才能再现八十年代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