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可依赖的选择仍然是坚定不移地持续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演变的全球经济衰退仍然在持续，稳定金融市场和刺激经济增长正在成为各国政府最主要的政策议程，中国亦不例外。面对“本世纪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去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对于这种结构调整与扩大内需“双管齐下”的应对策略，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表示赞同并同时指出，“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结构调整，最终都必须依靠改革。”

　　“现在需要正确全面地总结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他解释说，过去五年中国持续高增长的成绩，一方面靠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积极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得益于全球经济高涨推动中国出口快速增长，“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当时工作重心很大程度上放在了改革方面。”

　　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认识到健康银行体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才狠下决心搞银行改革；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才在1999年搞了住房制度改革；意识到僵化的国有企业体系不可能支撑经济的增长，才搞了当时大规模的减员增效、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正是主要依靠这些改革在制度建设上释放出的能量，才有了新中国经济史上发展最快、持续最长的增长期。

　　事实上，过去30年我国能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就是依靠以制度建设和创新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开放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以人类发展指数为例，我国从改革开放前略高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的0.53，上升到2006年接近高人类发展水平的0.781，其中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2%以上。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经济活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使我国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现在，无论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深层次矛盾，还是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低速增长的挑战，可依赖的重要选择仍然是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

　　改革到了今天，可以说容易改的基本上都改了，下一步改革必然要面对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虽然现在我国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但‘硬骨头’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存在许多机会。因为这么多问题，哪怕只要解决好其中一两个，就可以让中国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汤敏拿着手中自己主持、刚刚出炉的《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研究报告说，“比如，改善我们的福利制度，哪怕稍微改善一点，也能释放出大量的内需空间。”

　　可见，中国经济下一步乃至未来30年再续“奇迹”的动力和信心，仍然来自于克难攻坚的深化改革。

　　向“攻坚”要发展动力

　　在汤敏看来，过去30年，中国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比如内需不足、贫富差距大、城乡二元结构，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我国下一步增长的动力就会不足；解决好了，带来的将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能使我们的增长模式实现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次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使得国内改革的紧迫性大大增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与这次全球金融海啸冲击的外部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内部的体制原因。这些年来改革在多方面没有到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是当前经济领域最突出的矛盾。

　　按照他的判断，即使没有金融海啸的因素，国内投资拉动、出口导向、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早晚也要出问题。金融海啸只是使这个问题暴露得更快、更为充分，“因此，当前保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更重要的是加快国内改革步伐。”

　　目前，我国宏观政策把“保增长”作为各项调控的核心目标。“当前保增长不是一般性地恢复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增长，而是追求结构调整，追求更有质量、更有效率的增长。”魏加宁强调，过去十多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实质性进展，主要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

　　比如，政府控制土地要素；把GDP的增长看作主要的政绩指标，各级政府都运用自己掌握资源、支配资源的权力，用粗放的方法营造政绩；各级政府财政主要收入是生产型的增值税，直接跟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速度结合在一起；商品价格，特别是消费品价格实现了市场化，但是在资源价格方面，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控制。行政控制的低价格鼓励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等等。

　　为此，要在宏观政策调整的同时，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致力于解决增长的空间和发展的动力，致力于解决中长期、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因为，只有制度创新才能保证有质量、有效率的增长。

　　本刊记者听到一家大型空调公司的事例，该公司相同的业务素质和条件下，250个国内销售人员完成的业务量比不过6个海外销售人员的业务量。这侧面反映出目前国内市场在销售体系、流通体系、信用体系、服务体系和市场管理体系方面与国际市场巨大的差距。这家公司管理人员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能利用此次扩大内需的机会，在这些方面实现改革突破，降低制度成本，将会巨大地释放内需市场的增长空间。”

　　就此，汤敏告诉本刊记者，“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同时现在的中国经济又面临上新台阶、培育新增长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战略机会。如果改革能够实现新的实质性突破，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巨大增长空间。”

　　充分利用“倒逼”机遇

　　“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审视今年的改革，重点是保增长、扩内需，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可能有所弱化，甚至会搁置一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对此持相反看法，他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强民生’，恰好对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应抓住这个难得机会来深化改革，变经济‘危机’为改革‘契机’，只有坚持改革，才能真正帮助战胜危机。”

　　他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我国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固然有全球经济大势的影响和拖累，但也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和经济体制内部的“痼疾”分不开，“增长速度‘水落’之后，可以看出一些硬‘石头’，就是在经济高成长情况下掩盖的一些制度性问题，通过这个危机显露出来。”

　　“这也叫‘水落石出’。”常修泽进一步谈到，这次危机暴露出我国在前一段高速增长情况下所掩盖的制度性问题，包括旧体制遗留的问题，也包括“转轨”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都对改革形成“倒逼”之势。

　　“30年前，我们之所以要进行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逼的。30年之后，中国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下一步如何攻坚克难是严峻考验。”对于目前的机遇，接受本刊采访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也持类似的观点，“从外部看，不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也给中国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极大压力。当前的内外压力也给中国继续推进改革提供了‘倒逼’机制，这和30年前颇为相似，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

　　“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外部影响和发展阶段变化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短期困难和长期矛盾交织在一起，经济发展的困难度在加大，使我们发展的矛盾全面凸显。”迟福林向本刊记者继续解释说，在这个背景下，必须要以改革的办法来破解发展的矛盾。

　　这就意味着短期的宏观政策和长期的改革措施要结合起来，才能给国民以信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仅要治标，而且要治本。而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既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安排，又取决于在改革的一些关键方面能否有所突破。唯此，才既能实现短期保增长的目标，又能为长期发展寻找一条出路。

　　“这次危机也是我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一次重大机遇。”汤敏说，在经济发展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可能进行改革的动力未必大，“往往是每次经历一次大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在危机面前，中国能够集中智慧和精力推动体制的改革，找到新的增长点。”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充分利用好目前“倒逼”形势创造出的改革机遇。

　　以改革“扩内需”

　　在目前特定背景下，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成为新阶段改革发展政策的首要选择。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提出扩大内需，为什么十年来并未有多大突破？迟福林告诉本刊记者，相关方面改革滞后是主要原因。

　　例如：由于资源价格改革滞后，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人为压低资源价格、不计环境代价基础上的；由于农村改革滞后，广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农村潜在的消费市场难以启动起来。

　　“今天，我们再次强调扩大内需，需要在调整相关政策的同时，更多地从改革中寻求出路。”迟福林具体分析了在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背景下深化改革将会为中国经济发展增长带来的巨大空间。

　　首先，扩大资源环境投资需求与市场化改革。资源环境领域的投资潜力巨大。2007年，我国在非水电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长4倍多，达108亿美元。如果逐步放开能源价格，使其能够反映供求关系，新能源开发投资需求还会更大。

　　2007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3387.6亿元，仅占GDP的1.36%，低于发达国家2005年2%左右的水平，也低于俄罗斯2000年1.6%的水平。如果把比重提高到1.8%，以2007年的经济总量水平，当年在环境领域的投资额需要达到近4450亿元。

　　从现实的情况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使之在加大国家投资的同时，拓宽社会资本的投资范围。

　　其次，扩大社会投资需求与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新阶段我国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必然会大大提高公共领域投资的比重。有专家估计，最近几年社会成员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每一年的消费相当于过去5年的总和。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测算，广东省在2020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投入5000亿～8000亿元。

　　“从全国情况看，保守地乘上10倍，12年中需要投入5万亿～8万亿元。”迟福林说，由此看来，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的，是十分有潜力的。如果未来5～10年能够在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方面有重要进展，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会逐年明显增大。

　　其三，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与农村改革。目前，我国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概在0.72，农村为0.85。也就是说，每增加1块钱收入，城市人花掉0.72元，农村人花掉0.85元。考虑到有2/3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农村的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为此，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以为广大农民创造公平发展和提高收入的机会，成为新阶段改革发展全局的重点所在。

　　“近两年，国家一周的财政收入就相当于1978年全年的总和。应当说，扩大内需的条件比以往要好得多，经济资源并不匮乏。”迟福林认为，关键是如何把扩大内需同改革结合起来，以解决扩大内需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靠改革“调结构”

　　迟福林同样对依靠改革调整结构寄予厚望，“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压力，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点放到‘保增长’上。从中长期来看，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仅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动，更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以使宏观政策调整与重大改革有机结合。”

　　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有一个总量的问题，更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例如，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成为国民经济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如果其发展的制度环境不能进一步改善，财政货币政策的松动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生存发展空间。

　　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多维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城乡、地区、贫富三大差距，国家、企业、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国有垄断行业与竞争性领域之间的不公平收入等，都需要注重宏观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的结合，需要标本兼治的结构性改革。

　　迟福林从四方面简要分析了通过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巨大制度增效。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财政支出政策调整要与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相结合，增量财政支出应主要放在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税收减免政策的出台要与税收体制改革相结合，既着眼于减轻企业负担的短期需要，又考虑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需求，将会为社会和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优良的“生态环境”。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结合。迟福林提出，坚持“政策救市”与“制度救市”兼顾，在稳定资本市场方面有所突破。货币政策的松动还要与银行改革相结合，使增量资金能够流入到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农村、落后地区，由此可以极大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活力。

　　积极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结合。在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增长的同时，应当着力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分工体系，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投入的实际效果。

　　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顺序安排，以适应改革发展环境的变化。从短期看，抓住国际资源价格下调、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减轻的时机，着力推进资源要素、粮食价格改革，并使其与国际基本接轨，这对扩大资源环境和农业投资有重大作用。与资源价格改革同步，需要推进铁路、石油等垄断行业改革，这有利于通过竞争提高这些领域的投资效率。

　　从中期看，需要在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以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条件；从长期看，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以明显提高社会消费预期。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回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曾经历过几次大的经济起伏，但每一次最终都成为中国经济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重大机遇。因此，即使如今面对危机，决策层也始终没有放弃关于中国处于“发展机遇期”的战略判断。

　　“只要坚持改革，政策对头，中国一定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迟福林最后告诉本刊记者。（记者尚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