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铿接受本报专访 解读当前经济热点

　　3月10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当前就业、个税、宏观政策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精彩解读。

　　保就业比“保八”更重要

　　记者：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不足，制造业企业遇到较大困难，造成了民工返乡潮，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也是各级政府所关注的，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您认为保增长和保就业当前来说哪个更紧迫？

　　贺铿：坦率地说，我认为保就业更紧迫，就业保不了，消费需求就上不去，经济增长也保不住，保住了也不可能持续。这些年来，我国的出口比例越来越大，尤其是浙江、江苏、广东，外部需求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出口下降，外需减少，所以珠三角、长三角的一些企业濒临破产或是已经破产，这样的话就有大批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这个数字大概是1200万。

　　除了失业的农民工，每年还有许多新毕业的大学生。所以就业的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许多措施。

　　在这个时候，地方各级领导如果不把重点放在就业上，把思想还是放在GDP能不能上去，而不关注就业的问题，就比较成问题。所以我认为，今年根据我的分析，保八，GDP增长8%应该说难度不算太大，应该是可能的。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问题是大家的就业怎么样，民生稳不稳定。如果说就业不充分，大量的人失业，相当多的人生活问题没有着落，那GDP再高也没有用。

　　也许有人认为，只要GDP上去了，就业就上去了，我不这么认为。保持GDP增长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比方说建设一些超前的基础设施，修铁路、公路，GDP也能上去，但是增加的就业人数有限。我觉得建设超前的基础设施增加不了太多的就业。我希望能在民生、三农、社会保障等方面多投入，在那些超前的基础设施方面尽量不投入、少投入，这样可能使得我们的经济结构有良性的变化。

　　同时，企业家在考虑成本的同时还是要看得长远一点。所有的企业，特别是未来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更应该如此。在企业比较困难的阶段，还是应该多保存实力，这对企业将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现在不景气，就赶快把劳动力辞掉，这是短视的企业家，真正有远见的企业家，会保护自己的员工，特别是一些有技能的员工。当然，现在因为经济不景气，福利上减少一点，也是合情合理的。

　　个税问题放一边，共渡时艰更重要

　　记者：两会期间很多提案涉及到了个税起征点，您认为当前有没有调整的必要？在个税征收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贺铿：暂时无必要调整。我知道社会上的许多人都提出个税的起征点要提高，一个基本的理由就是要减轻居民负担，刺激消费、刺激内需。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因为起征点提不提高，是根据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的变化来考虑的。现在提到了2000元作为起征点，我认为目前来讲还没有调整的必要。我算过一个账，按照2008年的调查，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加权平均，实际上去年我们国家的人均收入就是9000块左右。如果月收入2000块，年收入就是24000元，城镇居民的就业人口一个人负担的是1.89，那么这样家庭的人均收入已经是12700元，12700元比平均收入9000块钱要高出30%以上，高出30%以上的人都不缴一点个税，那谁缴税啊？

　　一个国家的支撑要靠缴税。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纳税人，政府要好好用钱，不要把纳税人的钱浪费了，你连税都不缴，高于平均收入30%的人都不缴一点个税，那我们有多少底气说这样的话呢。当然，将来物价水平和人均收入上升了，个税起征点肯定还要调。我认为，目前不是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时候，而更应当改革的是税负的公平性，应该强化累进税率，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收入非常低的人甚至应该实行“负税”，就是国家反过来补贴个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不应该过多讨论个税起征点的问题，应该齐心协力共渡时艰，大家都贡献一点力量，也算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吧。

　　从许多人谈论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个税的改革是赋税公平的问题，不是起征点是不是低的问题。现在社会上有人担心对高收入者征税高，会影响其工作积极性。我认为不是这样，前年我到芬兰考察，诺基亚公司总部在那里，它的总经理年薪2000多万美元。芬兰政府告诉我，对他的个税税率是56%，许多具体税费，他都比一般老百姓要缴得更多。但他感到很光荣，因为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很大。难道因此就可以说芬兰没有激励机制了吗？而且我们国家的最高税率只有45%，年薪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多缴一点税，有什么不可以吗？激励机制和社会公平之间，要取一个恰当的度。

　　主要的经济问题是结构失衡

　　记者：当前有些学者主张在宏观调控中摒弃凯恩斯主义，转而采用奥地利学派的主张。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您认为在当前经济运行中，政府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贺铿：我认为使经济保持健康发展，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不可偏废。但是，凯恩斯讲政府投资的作用估计过了头，问题出在投资乘数上。在经济低迷时，居民的消费倾向很低，投资乘数几近于1，政府投资对社会资金的带动作用很有限。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不坚持改革开放方向，中国就没有希望！

　　记者：随着东欧一些国家和韩国经济的恶化，对“第二波全球金融风暴”爆发的担忧正不断扩散。请问，如果当前东欧国家的金融危机演变成“第二波全球金融风暴”，中国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贺铿：我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总体都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中国的主要经济数据在去年的11月份已经见底，但是，很快复苏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世界经济继续坏下去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美国经济复苏的时间可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会早一点。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仅仅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失衡，投资率过高，最终消费率过低，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少数行业畸形发展，居民收入和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因素是形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不下大力气把这些多年形成的不合理经济结构调整过来，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记者 孙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