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3月5日电 题：制订《工业振兴法》 确保民族产业快速崛起——访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

　　记者 王鲁平

　　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为了保证中国工业振兴规划的落实，确保民族产业的快速崛起，应尽快制定《工业振兴法》。

　　作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排头兵企业代表的他认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发展时间短、基础薄弱的工业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也带来了产业结构升级加快调整振兴的历史机遇。国家出台的十大调整振兴产业规划，就是要使中国从“世界工厂”开始走向“工业强国”的国家战略。

　　周厚健分析说，中国工业的发展历史较英美等国时间短，且长期受到战争的影响和西方国家技术上的封锁，一百多年间处于落后且受到巨大剥削的位置。新时期的工业得以快速发展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面对世界，敞开了长期比较封锁的大门，推行经济特区，创造“深圳速度”，创建市场体系，加入WTO，轰轰烈烈地发展自己的现代工业，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中国工业产品的数量现时已占全球的17%，超过了美国的16%，“世界工厂”之誉绝不是浪得虚名。

　　应该看到，中国的工业体系虽然基本建立，但由于基础薄弱和西方的技术封锁导致大部分产业处于世界链条的低端，“两头在外”，缺少话语权，受制于人。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中国南方“来单生产”型企业首先受到了巨大威胁，众多企业关门倒闭。这充分说明我国相当多的产业因为技术和自主品牌的缺失而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和脆弱性。

　　周厚健说，“从历史经验看，欧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各自制订并实施具体的产业政策时，非常重视建立和推行法制化的产业立法制度。如美国罗斯福新政重要政策之一的《国家工业复兴法》(1933年)、韩国《电子工业振兴法》(1969年)等。”

　　他介绍说，二战后，日本制定了经济复兴时期的战略规划，并出台相应的规划以及法律、法规和产业扶持政策。例如，20世纪60年代，日本采取了赶超型的发展战略，配套的发展或调整性的经济对策和法规包括：《煤炭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振兴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等。上述规划和法律的实施，充分保证了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能够顺利和有效的实施，促进了日本重化工业的成长，在1968年超过了英、西德等发达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韩国也是如此。1969 年，韩国制定了《电子工业振兴法》和《1969-1976 年的电子工业振兴8 年基本计划》, 规定限制从国外汽车进口, 保护和扶植本国汽车工业, 促进了韩国汽车工业的腾飞。韩国汽车工业从1980 年到1986 年, 汽车产量增长了1 倍多。

　　周厚健认为，产业政策如果不通过立法制度化，就会在具体实施中出现诸多变数，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政策与法律规章相比有许多不足：政策往往只有行为模式，没有法律后果，在实践中政策的约束力并不强，并且其贯彻实施大多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如果该政策的决策者职务发生变动，该政策的实施就会大打折扣。另外，如果不能用法律的形式确保把精力和资金充分应用在关键技术的积累和突破上，那就不能保证产业的持续性领先，也就很难长盛不衰。此外，政策实施还要依靠各部门的综合协调，由于各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在实施中一旦与部门利益发生冲突，会使产业政策的要求在实践中被搁置。诸如此类，都需要用法律法规的形式让产业的调整振兴得以高效地推进实施。

　　谈起中国振兴产业规划，周厚健认为，首先要选择好重点的项目和卓越的企业。应该重点扶持在关键技术上创新和突破的项目，尤其是那些填补国内空白，缩小与国际大公司差距的核心技术项目，不断向上游延伸打破国际垄断而又能够对产业有较为长远贡献的项目；要支持真正拥有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有项目承担能力的企业；在筛选项目的时候要特别关注企业自身是否有优化产业结构的发展战略和能够进行关键技术突破的基础能力。通过支持企业对一些关键技术的突破来优化产业机构，进而带动产业链的整体健康良性运行。周厚健认为，以上这些内容都应该用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约定下来，这是使产业规划落到实处的有力保障。

　　访谈结束时周厚健告诉记者，正是基于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高度期望并对于世界工业发展进行了详细地研究，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他将提出制订《工业振兴法案》的议案，并期待全国人大的采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