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迹象显示，中国对掌控庞大经济资源的中央企业的管理，正从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水平，逐渐向控制职务性消费等更广泛的领域拓展。

　　对此，北京一些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政府当前采取的诸如规范内部运作、提高运营绩效、提升国际竞争力等针对中央企业的管控举措，具有长远的战略考虑。专家普遍认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官方对民众和舆论期望的回应。

　　中央企业关乎国民经济命脉，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和关键支撑。然而长期以来，央企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暴露出的与市场经济发展及社会期待不相协调的问题，引发了颇多争议之声。

　　今年年初有关上海国泰君安高管发放“天价薪酬”的传闻，又一次将国企领导人收入水平问题推向风口浪尖。尽管许多企业以各自的会计核算方式不同为由进行了解释，但仍然难以阻止各界质疑之口。

　　“在目前的国企职位体制下，企业的绩效往往不是单纯的能力和竞争力问题，而是由政府授权获得。收入非通过市场行为实现是主要的矛盾所在。”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志勇说。

　　针对社会普遍反映的管理层薪酬过高，特别是金融危机背景下部分企业高管薪酬逆势增加的现象，财政部于今年2月专门印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280万元人民币。

　　随后，包括中国铝业、武钢集团、东方航空公司、上汽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在内的国企高管层表示带头减薪。三一重工甚至为此发布公告称：董事长自愿领取1元年薪，董事、监事和高管层自愿降薪30%至50%不等。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对此持肯定态度，但他指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如果仅寄望于管理层的道德自律，并不现实。

　　除高额正式薪酬外，数额同样惊人但形式更加隐蔽的各种高管职务消费，同样饱受舆论的诟病。由于这部分支出游离于工资体系之外缺乏有效监管，因而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不透明性，为此有关部门已将其作为下一步开展工作的着力点。

　　事实上，国资委早已就央企领导人职务消费开展定期摸查。近日更有消息说，相关部委还可能组建专门机构对此问题进行调研。

　　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安体富用“黑洞”一词形容包括交通、通讯、住房、各种俱乐部会员资格等与职务消费。他认为，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对此进行摸查十分必要，据此可以对相关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和规范。

　　针对职务消费问题突出的金融领域，财政部在今年早些时候下发的《关于金融类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即明确指出，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要切实规范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加强对经营管理费用的控制和审查，逐步缩小直至取消职务消费。

　　“国有企业享受国家的众多政策就应当有义务接受公众监督，以便让企业利润更多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安体富说：“有效控制中央企业的薪酬水平，遏制公款消费之风，对于提高企业形象，惠及社会公众都有积极意义。”

　　除了加强对人为因素的监管，中国还对包括央企在内的众多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企业重组和体制改革，以增强这些日益国际化的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的实力，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已有100多家(次)中央企业进行了50余次重组，企业数量由国资委成立之初的196家减少至目前的141家。按照计划，在今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央企业还要减少40至60家。

　　据了解，国资委还在酝酿成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以推动一些规模较小的中央企业进行整合重组。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将负责运作一些资产规模小、经营状况不佳的中央企业，具体名单及相关细节仍在讨论之中。

　　早在2008年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就曾表示，作为国资委管理央企上市公司的一个载体，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加大中央企业重组力度，打造世界级企业是与全球经济的大环境相辅相成的。对央企等国有资产的重组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提高资产质量。”杨志勇说。

　　事实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环境下，中央企业生产经营总体上仍保持了稳定。2008年，央企实现利润6652.9亿元，剔除电力、石油、石化政策性亏损2660多亿元，和2007年基本持平。当年，有19家中央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针对2009年的中央企业工作，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其核心为“调整优化上水平”。他表示，政府将对中央企业从发展战略到管理构架、管理流程、资源配置等进行调整优化。(记者 刘敏 郭鑫 张崇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