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于本月8日至10日召开的G8峰会让3个月前刚刚遭遇地震的意大利中部城市拉奎拉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来自G8集团内部的声音，相当一部分注意力可能要放在G8如何与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展开对话，进而加固各方围绕应对危机达成的共识。“危机的爆发以一种意外事件的形式促使以G7/8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新变化，其对南北对话的重视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师大金融系主任贺力平6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顺应潮流 富人俱乐部敞开大门

　　据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介绍，参加本次峰会及相关会议的领导人来自39个国家，代表全球90%的经济总量。参与G8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的，除“G8＋5”外，还有埃及。在为期3天的会程中，只有一天是八国首脑关起门来谈家事。如此广泛的参会规模自八国峰会机制形成以来前所未见，似乎预示着这个冠名“G8”的富人俱乐部正在一步步地把大门敞开，而过去那种小集团式的“精英”决策已无法胜任领导世界的角色。

　　所谓“G8＋5”(即八国与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最早开始于2003年的第29次八国首脑会议。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这部分会晤在今年引起的关注甚至超出了G8峰会本身。贺力平认为，“G8＋5”的出现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变化，而本次危机的爆发更让发达国家意识到，要解决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必不可少。

　　“过去人们笃信这样一个概念，即危机往往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需要靠发达国家的支持才能解决问题。”他说，“但是本轮危机就发生在核心发达国家，没有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全球层面的合作，危机肯定会愈演愈烈甚至走向崩溃。这使得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需要空前强烈。”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欧美金融市场都有大量投资，如果在危机爆发后出现资金疯狂外逃，则势必会加重危机，甚至导致金融市场和体系的彻底崩溃。

　　需要强调的是，危机只是加速了人们的这种认识，事实上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已大幅深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前者为后者提供了重要的市场资源，是其商品和服务的重要出口目的地；其次，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一方面是新兴市场国家将大量外汇投资于发达国家市场，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国家私有部门的资金越来越多地流向发达国家，参与到后者各行各业的产业重组当中；第三，前者还是后者重要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投资目的地，资本市场与金融的国际化使得南北之间的贸易、投资、金融联系日益紧密；最后，过去十多年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保持相对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态势，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来自新兴市场物美价廉的产品为发达国家稳定宏观经济作出了贡献。

　　峰会机制 协调行动趋利避害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围绕经济刺激、金融监管、贸易保护和改革国际金融秩序话题举行了不同级别不同范围的地区和国际会议，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包括去年11月份召开的G20华盛顿峰会、今年4月的G20伦敦金融峰会、6月的首次金砖四国峰会等。接下来的重头戏除了近在咫尺的G8峰会，还有9月份的G20匹兹堡峰会。

　　对于这样一种峰会集中的现象，贺力平评价积极，因为“峰会机制使得各国能够在保留各自灵活性的基础之上加强交流、协调行动，进而在制定自身政策时考虑到对外部环境的影响”。首先，通过在峰会中交流信息，各方有可能准确判定危机进展进而做出恰当的政策应对；其次，协同行动强化了单兵作战的效力。比如，同步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在全球范围内为经济“止血”，而各国央行利率齐降甚至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改善市场流动性的同时，避免了因货币成本差异带来的汇市波动；第三，通过在峰会上的务实沟通，长期分歧严重的金融监管问题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目前美国已出台金融体系全面整改方案等待国会立法，欧盟则推出泛欧金融监管体系；最后，在改革国际金融秩序方面，峰会机制更是加速了讨论进程。在峰会的推动下，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通过发债增资，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也已经开始运作。

　　当然，峰会机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各国在处理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共识还不足，特别是在IMF具体的改革路线图以及FSB的定位等问题还远不够明朗。但贺力平认为，峰会机制的可贵之处正在于“通过协商确保各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不会从整体上危害协调合作的氛围”。反过来，一旦各国在重大事件或议题上达成共识，会有专门的政府部门和咨询机构去具体落实，欧美在金融监管方面做出的努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