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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观成一家的财富聚散，恰似能够折射出太阳之光辉的水滴一样，轮廓鲜明地映照出60年中国工商业家庭的财富变迁

　　本刊记者／杨正莲(发自浙江瑞安)

　　作为发展市场经济的一种路径，“温州模式”代表着藏富于民。浙江省的县级市瑞安，即为发祥地之一。这里自古市井繁荣、商贸发达。而现在，游走于世界各地的瑞安商人有数十万之多。

　　瑞安市民李观成，也有着温州商人的这种智慧和勇气。他敏锐地循经济气息而动，试图在商业活动中积累个人财富。

　　但新中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总是鼓励个人追求财富的。因此，李观成的经历，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败家”往事

　　李观成一出生就备受宠爱。童年生活无忧无虑，全然不知时世艰辛。

　　其实，李观成出生的1936年，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抗日战争和炮火，使得民生格外艰难。日后回想起来，童年李观成的小小幸福那时是多么奢侈和张扬。

　　可是，这不能怪李观成。他只是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即使在战乱中，也可以庇护孩子快乐地成长。

　　李观成出生的家庭，那时正经营糕点店，已经快40年了。在李家两代人的苦心经营下，这家始创于1889年的“李大同南北海味茶食糖果店”，在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县小有名气，成为当地屈指可数的商号，而“李大同”已经成了品质糕点的代称。

　　到解放前夕，“李大同”在瑞安城已经拥有多处分号，糕点作坊面积扩大到了1千多平方米，工人有一百多人，批发业务扩大到了浙南的永嘉、平阳、文成、泰顺等县，还在城内置办了不少房产。

　　李观成1948年从瑞安城当时最好的小学毕业时，父亲已经因病去世两年，三哥李定波接管店务。这一年，年长14岁的三哥，安排老五李观成到温州商校读书，以期将来继承祖业。

　　李观成的这个转折并不顺利。先是瑞安城解放，李观成不得不从商校辍学回家；紧接着，铺天盖地的政治风云席卷着这个普通的工商业家庭，等不及李家五公子李观成长大成人。

　　新中国是在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城市工商业整体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而秩序混乱的基础上成立的。为打击和限制“奸商”抢购和囤积居奇，中共中央从1951年开始，对主要农产品和棉纱实行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两年后，又先后实行粮食和油料的统购统销。

　　这些致力于平衡有序地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并没能惠及到“李大同”这样的商号。在私人资本退出金融领域、政府开始控制原材料的过程中，“李大同”的经营每况愈下。

　　李观成的人生从此开始快速逆转。三哥走了，四哥在外地读书，大哥二哥早殁，时年16岁的李观成，被迫在一夜之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此前，他还只是一个衣食无忧、被兄长呵护的少不经事的少年。那时的李观成原本已在瑞安中学插班读书，家庭的突然变故，迫使他不得不帮助母亲处理店务和家务，“经常有工人跑到学校问我这事那事的”，李观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按照当时的政策，私营工商业者不得借故停业歇业，不得解雇工人。根本不懂经营、甚至不清楚家底的李观成，此时惟有变卖家产维持店面“营业”、提供所有员工的生活来源，“我在学校经常饿得捂着肚子跑到球场上去。”自幼喜欢打球的李观成，仓皇中把球场当作寄托。

　　卖完了房产、家具、首饰、店面和纯白铜精制的大招牌之后，“李大同”只好停业。那时还是1952年。这家始于清朝光绪十四年间(公元1889年)的家传商号，甚至等不到后来颇具历史意义的“公私合营”，就已经率先“败”了。

　　2009年8月11日上午，台风“莫拉克”刚刚撤出瑞安。已经73岁高龄的李观成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这段辛酸的“败家史”的时候，这位乐观幽默的老人甚至不无调侃地说：“正是因为没有经过公私合营，所以我现在开张也是清清白白名正言顺的，不涉及到产权纠纷。”

　　就在“李大同”关闭前后，公私合营已经在悄然进行。到1956年6月，全国资产阶级基本上已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实现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其后，李观成的生活和在公私合营中失去企业的工商业者们一样，被纳入国家统筹分配体系，不再具有更多的个人选择空间。李观成建设过海岛，做过山区邮电局的话务员，参加过农村的生产队劳动，最后回到瑞安县城，做了建筑公司的工人。

　　不同的环境，各色的工种，却有着同样低水平的收入。当年关闭店面、遣散工人之后，家里的嫂嫂侄子女们和母亲也都各寻出路，李观成只身一人在贫困中辗转了十几年，终于在1967年结婚成家。那时的婚房，是李观成往房管会跑了好多趟之后，才租到的一间7.5平方米的房子。后来，隔壁人家搬走，李观成才换租到一间21平方米的房子。

　　因为穷，只生养了两个孩子，“(胎儿)打掉了，没办法养。” 说这话时，李观成的声音低而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