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缩基于过时技术的传统产业来说，市场的无形之手要比政府的有形之手的调节有效。

　　而从新兴产业的孵化与成长来说，有形之手会比无形之手更有效一些。

　　面临不确定的环境，政府并不比企业与消费者有更多的信息与预测能力，其结果，要么干预力度过高，超过了市场调节的可接受程度，要么干预力度较低，使本该退出市场的过剩产能得不到有效的清除。

　　美国政府一直对汽车业给予持续扶持，导致了市场竞争力的减弱。反之，美国政府并没有扶持电脑业，但具有竞争力的个人电脑企业的大量出现使电脑业变得更具活力。

　　随着我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率先复苏，调结构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然而，调结构比保增长要难得多。因为保增长存在着可行的实现机制，一方面把GDP增长当作业绩的地方官员为追求增长而形成了很强的投资冲动。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8%以上降至2008年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相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还是偏高的。

　　事实上，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大小对于实现政府的调控意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国有经济偏低的国家，政府通过国有资产流动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有限，只能通过宏观政策影响市场环境，进而影响企业决策，以达到经济调节的目标。而国有经济比重偏大的国家，通过国有资产变动和国有企业来实现政府意图的作用就会大大增强。这就是在落实政府的调整意图中，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国家要比国有经济比重较低的国家容易得多的原因所在。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各国都实施了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但是我国能率先复苏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在现实中调结构的实现机制要相对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新旧产业之间的关系与变动。比如说，结构调整就是不断地加快新兴产业的成长进程、扩展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般来说，新产业成长越快，地区经济增长也会越快。另一方面是为调结构而使用的有形之手与作为市场的无形之手的相互配合与安排。两者如何搭配与安排最有效？自18世纪末期的斯密到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国家试验与理论发展的200多年时间中，各国为寻找适合自己的有效搭配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探索，换言之，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一种普适性的模式。但是，各国的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可以理出这两个方面之间的一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