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行业都可能有害群之马，新闻界亦然。新闻出版总署昨天通报河北蔚县矿难记者收受“封口费”事件的处理情况，事涉8家媒体10人，其中9人被判刑，可谓罪有应得。

　　媒体，是社会良知的代表；记者，是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记者在矿难时收受“封口费”，其危害是极大的，不仅损害了记者的社会形象和媒体的公信力，更使正义蒙垢。新闻出版总署重申“不得以‘曝光’相要挟”等纪律是非常必要的。每一名新闻从业者都要爱惜羽毛，恪守职业道德。

　　舆论监督，是媒体的职责。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紧接着说的一句话，就是“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只有媒体能够顺畅地依法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能，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但是，遮丑或许是一部分人的本能，他们总要千方百计阻挠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他们采取的办法，通常是“胡萝卜加大棒”。“封口费”，就是“胡萝卜”的一种。蔚县矿难事件，是在一年多前。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更吊诡的是，连不少假记者都能津津有味地享用这“胡萝卜”。在山西忻州，出现了几个“记者村”。一些城乡无业人员冒充记者，向煤矿诈钱，屡屡得逞。甚至当地政府部门为不被曝光，常常会命令煤矿摆平这些“记者”。

　　人们可能要问，拿“封口费”的，肯定是少数记者，如果有记者不吃这一套，他们“封”了少数记者的口，又有什么用呢？别忘了，除了“胡萝卜”外，他们还有“大棒”。个别地方的政府部门，一遇到矿难、重大责任事故等事件，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封杀当地媒体。在蔚县，拿到“封口费”的记者，没有一名来自当地媒体，并非偶然。另一方面，他们采取种种强硬手段封杀中央媒体和外地媒体。县委书记下令进京抓记者的例子，大家记忆犹新。在采访现场对记者恶语相向或是出手动粗，并不少见。在南平，一官员威胁羊城晚报记者：“你等着，我有办法收拾你!”在北京，京华时报女记者被几名彪形大汉如老鹰捉小鸡一般架走。这两个，都是最近的例子。

　　“胡萝卜”也好，“大棒”也罢，都与李长春同志年初对各级党员干部提出的“要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要求背道而驰。我们发现，“善待媒体”之类的话，不少人都会说。可是，他们的做法却是异化了的“善待媒体”。一些部门热衷于与媒体“联络感情”，时不时请记者吃饭、送红包，请求记者“上版说好话，下笔多留情”。“封口费”是这种异化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总之，一方面，记者要守住道德底线，与“封口费”绝缘；另一方面，全社会要形成真正意义上善待媒体的氛围。这样，“封口费”就无论如何也封不住媒体的口了。(李天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