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出现波动本属正常，但中国人承受力相对较弱，受“对外依存度”过高的惊吓就属最新事例之一。8月5日，国家统计局网站挂出该局“二季度经济述评”：“谨防输入型通胀带来‘叠峰效应’”。这是近期央媒推出的一组“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健康”系列述评的其中一篇。若把它视为“一连串事件”，则都在围绕稳定人心和增强经济界的信心的目的叙事。当媒体把“对外依存度”作为关键词后，“述评”的本意就被曲解了。

　　也好，索性从实忧和虚忧两个层面就“对外依存度”作点解疑释惑。“对外依存度”通常指“外贸依存度”(以下简称“依存度”)。通常指一个国家进口出口贸易总额占本国GDP的比重。“依存度”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运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同时又折射该国经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依存度”又分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对两种“依存度”均可从积极或消极层面作多角度解读。捡消极点说，“依存度”与一国经济的独立性成反比，在这里，独立性是抗风险能力的同义词。

　　1980年，中国的“依存度”才7.2%，那时国门刚开一条缝，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到2000年，“依存度”达到23.1%，已经超过全球的平均“依存度”，从一个侧面印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效果。

　　2004年，“依存度”出现井喷，一下逼近到60%，它由两大原因共同促成：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制约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最大瓶颈被打通；再就是中国经济内在的诸多比较优势集中喷发，“世界工厂”桂冠随之飞来。此后至今，贸易摩擦、反倾销制裁、人民币汇率、全球结构性通胀等麻烦不绝，包括国内采取多种宏调手段，“依存度”却始终维持在60%左右的高位波动。

　　凡事都讲度，“依存度”过低和过高都不是好事。过低，封闭带来的恶果中国吞食了30年；过高，经济运行之结构性矛盾意味着系统性风险随时可能引爆。

　　国际上，从1980年到2007年，“依存度”基本维持在12%左右，发达国家大致稳定于15%。新兴市场主体国家“依存度”往往会高于发达国家。如“金砖四国”中，印度约17%，巴西约20%，俄罗斯约48%(已偏高)，相较之下，中国显然高过了头。这意味着一旦世界经济系统性风险突然爆发，抑或突遭“政治性贸易制裁”，中国经济轻则“重感冒”，重则引爆内在系统性风险，局面不说难以收拾，至少也受到重创。因此，“依存度”也可解读为受制于人的程度，此乃“依存度”对中国经济及社会稳定的实忧所在。

　　鉴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依存度”又存在被人为放大的虚忧。这可从多个角度阐述，在此仅举一例：“世界工厂”出口的大部分属初级工业品和日常生活消费品，这两类产品基本不受世界经济波动导致投资骤降带来的需求大幅萎缩的影响，经济萧条时，多数人会削减享受性生活开支，但不会削减基本的日常消费。这个现象正好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当今全球经济患病，“依存度”高悬的中国经济居然仍能保持10.4%高增长。

　　“依存度”过低过高都谓病，有病就得医治，而后者医治难度远大于前者。前者主要通过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市场即可见疗效；后者则须综合施治：内需不振、国内市场开放不足、国企民企外企待遇不同、行政垄断张狂、收入分配悬殊、社保程度太低等因素都是病因，且环环相扣。多个环节目前都在吃药，但患重症虚不受补下不得猛药，只能采取调理术走一步看一步。因此，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还须在“高危”状态下运行相当长阶段。 (作者鲁宁，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