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策层经过一系列调研之后，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调子”终于确定。

　　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同时“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这意味着，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由年初制定的“双防”(防经济过热、防通胀)目标调整为“一保一控”。

　　这一调整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一保一控’是中央全面正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后的适时调整，政策导向明确，出台时机适宜，尤其是以‘保发展’取代‘防过热’，传递出中央对确保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决心。”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沈家文博士对《中国经济周刊》如是分析。

　　对于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在GDP(国内生产总值)、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居民收入增幅、存款准备金率、就业率等多项指标之间，如何协调好“保”和“控”的相互关系，专家纷纷出谋献策。有学者认为，中央政策得当，但还需完善细节，因为从理论和国外实践看，不能单纯强调降低CPI增速的调控政策，目前调控还要充分考虑和保证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

　　此轮过热、通胀与物价上涨究竟是否一回事

　　此前，CPI作为衡量物价上涨及通胀率的重要指标，一直为众人所瞩目。时间进入到年中，我国CPI开始逐步回落。今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涨了7.9%，其中，6月份CPI上涨7.1%，较5月回落了0.6个百分点。

　　进入8月，各研究机构纷纷预测7月CPI指数，“会有下降”几成共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预测7月份CPI涨幅会继续回落，不高于6.5%；交通银行研究部预测CPI涨幅将继续下行至6.4%；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分析师预测7月CPI在6.1%—6.3%之间——尽管各机构均预测7月CPI指数将继续下行，但这些数值仍高于4.8%的政府目标位。

　　8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CPI同比上涨6.3%。这是CPI连续第三个月增速回落。有分析人士认为，要抑制通胀，必须继续加强对CPI涨幅的控制。

　　对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并建议说：“CPI的上涨带有必然性，原来的资源价格、农产品价格、劳动力价格被低估了，在这种情况下去压制价格，不如让价格涨上去，然后下大本钱给低收入者补贴，让整个经济关系来一次调整。”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价格学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也表示，我国的物价上涨突出表现为粮食和石油价格的快速上涨，而这一上涨有其必然因素。

　　以粮食为例，“粮食价格我国控制得很死，稻谷的收购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把农民压得够戗。”张卓元说，政府提出要增加农民收入，但是目前我国的粮食价格没有跟随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我主张适当地提高一点。控制物价做出的牺牲太大，还是放开一点，适当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同时把能源的价格也适当提一点，这样，既有利于鼓励粮食的生产，也有利于于鼓励能源的节约，也能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对长远发展、理顺经济关系有好处。”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反映，通货膨胀是经济过热的标志，通货紧缩是经济偏冷的反映。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是一回事，是表和里的关系。治理的办法也是一个，即紧缩银根。

　　今年以来，为了紧缩银根，央行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达17.5%的历史高位。

　　“此措施防了经济‘过热’，却没有防住‘胀’，通货膨胀依然存在。这说明此轮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不是表、里的关系，当前的物价上升也不是‘热’的标志，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因此，用过去防‘胀’的措施是防不了的，应该让涨价的能量释放出来。”刘福垣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现在的CPI上涨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成本和供求关系改变的价格补位。但如果不计后果，一定要把CPI降下来，也不是做不到。

　　“为了让价格降下来，就必须让消费量降下来；为了让消费量降下来，就必须让人们的收入降下来；为了让人们的收入降下来，就必须让人们的工资和就业机会都降下来，这就必须大幅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让尽可能多的存款不转化为贷款，让流动性不流动，让资本失业或不务正业，让大量的中小企业关闭破产。所以，这种‘治理通胀’的方法，必然以经济萧条为代价。”刘福垣说。

　　如何处理“保增长”与“保就业”的关系

　　全国人大财经委7月23日公布了今年前五个月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提出，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增长呈现回落态势。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涨幅回落1.1个百分点。初步预计，上半年GDP增长10%或略高一些，与2007年上半年12.2%的增速相比，回落近两个百分点。

　　张卓元认为，下半年GDP增速“如果能逐步下降到9%最好”：“我国经济不是非要保10%以上的增长。有时用行政手段越控制，积累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多，越不符合经济规律，对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越不利；如果经济增长稍微放缓一些，资源环境的压力就会小一些，能源的消耗也会少一点。”张卓元认为，造成目前宏观调控“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的主要原因，是多年来追求经济高增长积累的矛盾所带来的后果。

　　刘福垣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只要政府不采取极端的货币政策，GDP增长率未来20多年保持10%以上是不成问题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保就业而不是保增长，要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发展观，进一步扩大内需，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转变农民的社会身份，改造小农生产方式。”

　　刘福垣进一步解释说，保就业就是要保持中小企业总量不再减少，确保“新生”的企业比“死亡”的多。他认为，中小企业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就是提供就业机会。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96%的就业岗位还是中小企业提供的。

　　而沈家文博士认为，“保发展”和“保就业”其实并不矛盾，只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了，就业率就能提高。“中小企业数量庞大，关系经济发展全局，当前应该把保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就业率的增长作为‘保发展’的一项重点。”

　　据媒体报道，8月3日，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今年上半年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等困难，全国约十分之一的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接近30%，较去年同比减少15%，并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2007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显示，我国中小企业已达4200万户(包括个体工商户)，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

　　“中小企业生命周期都比较短，生生死死、不死不生是客观规律。而当前我国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很不乐观，甚至有人说某些中小企业几乎面临灭顶之灾；还有人警示说，如果相关政策再不调整，三分之一以上中小企业可能难逃破产关闭的命运。”刘福垣说。

　　减轻中小企业负担是否可行

　　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让就业问题也变得更加严峻。

　　分析人士认为，近一年来，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影响颇大，中小企业在资金方面的窘境已现。目前，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40%，高的达80%。银行为了防范风险，采取存单质押等方式，使中小企业在银行的综合融资费率达到了11.65%。

　　刘福垣分析说，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一从紧的货币政策，首先被“紧”的就是中小企业。

　　与此同时，我国的税收收入仍保持了一定增速。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32553亿元，增收760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略低于一季度的33.8%。与一季度相比，虽有所减速，但仍远高于20.1%的GDP名义增速。

　　“从数据分析，目前我国财政状况良好，这就使得我国的宏观调控财政政策具备了更多的发挥余地。”张卓元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刘福垣建议，在国家财力充足的情况下，宏观调控应瞄准降低中小企业的政府成本，免除企业的劳动力消费税，把社会保障纳入中央财政预算，减轻企业负担，从而增加就业。

　　“目前企业替工人缴纳的各种税、费、险，已经超过工资成本的50%，这等于向企业收劳动力消费税。企业吸收一个劳动者就业，就等于为政府减少一份社会保障开支的负担，而企业吸收的就业越多，缴纳的就越多。如果免除了企业的劳动力消费税，绝大部分中小企业能够存活下来，我国的就业问题不仅可以得到缓解，而且形势会越来越好。”刘福垣乐观地表示，“解决了融资渠道，减轻了税负，中小企业就会蓬勃地发展起来，就业问题就迎刃而解，就可以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市场繁荣的局面。保障了就业，经济增长还用得着担心吗？”(记者 王红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