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就是爱国”的大旗下，各村有各村的高招。继发放一亿元消费券后，杭州市日前正研究推出旅游券、教育券等消费券。从杭州市领导的工资福利中切出10%以消费券形式发放等方案也在研究中。(《新闻晨报》2月11日)

　　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财经》年会闭幕发言中坦言，中国缺乏扩大内需经验。尽管各界在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如何才能拉动内需上却大多不得要领。于是，但凡能和消费沾上边的，即被解读为拉动内需。而全然不问这种内需是否需要刺激，是不是仅此才会拉动。

　　在这支拉动内需的大军中，消费券的出现颇为引人注目。其中东莞的现金发放和成都的消费券可以视为代表。和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人有份”的做法相比，仅涵盖部分特定人群的“礼包”，似乎称为“送温暖”更为合适。当然，这丝毫不妨碍尝到“消费券”甜头人的追捧，杭州即是其中一例。

　　形式不一的消费券究竟能在何等程度上拉动内需？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窃以为，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是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办法”的表态，比较中肯。既然消费券的最终目的是要刺激消费，那么首先要厘清的就是消费券刺激的是哪部分消费，以及刺激的到底是哪一部分人的消费？

　　按照“百分百刺激经济”的成都消费券的成果分析，虽然在转化率上远超日本，但是从“消费券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大米、油、调料等方面”的实际效果来看，对真正意义上的刺激消费的成果并不大，拉动内需恐怕就更无从谈起。

　　至于杭州，截至目前，实际发放1亿元的消费券回收超过了5000万元。而“放大率约为2倍”的“蝴蝶效应”，在某种程度上的象征意义似乎更大些。

　　一般认为，政府出面刺激消费的做法，用在那些平素以消费拉动经济为主的国度里，效果更大。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要打开那些被惊恐捂紧的荷包而已。毕竟，训练有素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他们不必有生存忧虑。相反，对于一个近10年来消费在GDP中从60%下滑到36%的社会，消费券的作用不亚于意图让一个习惯裹紧棉衣的人在冬日里脱下外套，其难度可想而知。

　　此外，尽管人们对于现行的CPI构成体系颇有腹诽，但多年来居民消费结构分析的结果，还是在某种侧面对食品类在消费中所在的权重给予支持。虽然恩格尔系数已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不可否认，在居民的日常消费中，食品类仍居领先位置、占据半壁江山。

　　除开住房等几乎“一次性终身投资”以外，有研究表明，家电类大件耐用品升级、医疗保险支出、交通通讯费用、娱乐教育文化以及旅游消费，构成了居民消费的主要部分。或许，这才是消费券们需要注意和刺激的着力点。但在缺少全国一盘棋的统一考量下，各自为战的消费券看上去更像是地方券，而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有意无意中，这种地方券不免有重启地方保护主义之嫌。

　　拿到消费券的是市场需要的消费主体吗？这才是消费券主义者必须要面对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消费券也只是券，并不能带来我们所期待的消费，至多戴上一顶爱国的帽子。(叶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