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文艺队

　　于书淦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受命组建一支农村文艺队。我和公社党委副书记王由保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公社38个大队和所有企事业单位，挑选了二十名演员、乐队、编剧、剧务，组成了一支不但精干而且素质较高的文艺队。

　　当时的工作条件是很艰苦的，我把侯家大队的大礼堂安排给文艺队做排练场地。那时我是侯家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可以为文艺队提供一些方便，文艺队每天清晨就集合排戏，一直排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有时甚至到下半夜一两点钟。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别人看来，干文艺的整天乐呵呵的，其实甘苦自知。

　　我每天要坚持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并顾及大队的工作，极少有时间到文艺队，日常工作就责成担任导演的丛树娥负责，他早年是县剧团的演员，流动演出到侯家集，流落在这里做了杨家的女婿，出身名门，自然导演水平就不一般了。乐队有为高等音乐院校输送过多名徒弟的著名乡间艺人吴炳坤和从部队文工团复员回来的杨保聚做骨干。年轻的演员上进心很强，又是自编自演的农村题材，进入角色快，形象逼真，由于人员精而少，他们有的既是乐手又是演员，有时，一个人扮演多个角色，有的队员来不及卸妆就加入到乐队的演奏。尽管环境简陋，生活艰苦，工作繁重，但他们情绪高昂，排练出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当时，正赶上“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公社要求文艺队要配合中心工作搞宣传。潘家大队是一个有几十年栽植桃树历史的大队，社员房前屋后，自留园遍是桃树，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摇钱树。由于这里的土质特殊和栽培技术精湛，桃子长得个大味美，方圆百里扬名。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桃树被全部砍伐了，潘家大队的王书记在私下和我交谈中对此颇有微词，我想这是代表了社员的心声，可上级的旨意又必须体现出来，我着实为难，经过一番苦思，我写出了吕剧《追车》，剧情的梗概是不法分子偷伐集体的树木，用车拉着盗卖到外地，被社员发觉，激愤地连夜追赶。此剧由在文革中因精通业务而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文登师范孙启永老师作曲，唱腔动人，演员演得投入，音响配合突出，在全公社巡回演出中，受到好评，参加县汇演获奖。我想聪明的潘家人一定能看出编剧的苦衷，还好，没有人把《追车》同现实中的砍伐桃树联系在一起评说，否则，我的下场就难说了。

　　随着形势的变化，文艺队解散了，人员回到原单位，各奔东西了。后来刘新芝到中国音乐家协会器乐曲集成编辑部任副主任，时述国成为《威海日报》社总编辑，周国会任威海第二塑料厂厂长，郭开森任威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女主角刘昌淑是文登市实验中学的教师……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干出了令人敬佩的成就，不知回忆起当年在文艺队的那段经历，会有何感想，不知在长夜睡梦中是否还能听到那悠悠的锣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