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敏特
小说之不可替代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
我在阅读长篇小说《大变局》时，再一次问自己：在图像、声音传播的高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们的文字阅读量已经大大降低，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更是少有问津；可以肯定地说，看过电视剧《红楼梦》的观众人数是小说《红楼梦》的读者人数的无数倍。所以，人们说，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边缘化了。而我，为什么还愿意拿出时间来阅读小说呢？
我的回答是：小说阅读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从读者的人数来看，我们可以说，它边缘化了；但是从阅读本身的功能来说，它依然是一个强大的、不可或缺的存在；并且“贵族化”了(我认同刘再复先生的如此评价)；它因为有可能成为一个深刻的思考空间，而成为一种高级的文化享受；也因此正如王蒙的比喻：长篇小说是文艺领域的“航空母舰”。
是的，它不像视听艺术，给你提供可以直接观赏的图像和声音。但它不是无形与无声，而是通过接受抽象化的文字语言，在读者的想象世界里让你仿佛看到了图像，听到了声音。林黛玉在读者的想象世界里，她不是无形的，她显现出涵蕴忧郁的美丽的面容和纤弱的身形；她不是无声的，你能听到她有点骄矜，有点尖刻，也有点凄楚的动人的话音。这种运用文字语言唤起想象，通过想象转换为头脑中的图像和声音的过程，始终和思考融为一体，一个有声有色的林黛玉，你能不思考她的遭遇和命运吗！所以，这是一个较之于其他文艺品种有着更多想象和思考的，因此也必有更多创造性的审美过程。这个过程的广、狭、远、近、深、浅，既取决于文字语言的吸引力，推动力的强弱，也与读者的经历、素养、个性密切相关，它需要一个有品的审美主体。
《大变局》作为这个过程中的审美对象，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三十多万字，几乎没有间断，我在追问“下回分解”和思绪万端的过程中读完全书。回忆起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没有文字语言功底的作者，是进不了小说的艺术殿堂的。
历史与小说的融合
从徐甡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暖冬》的当代人生及其集体焦虑，转换到为他的《大变局》的回望百年的历史焦虑，作者面对着一个很大的转换，他必须睿智地把握和处理这个转换所带来的复杂的艺术课题。
《大变局》涉及的时段是辛亥革命前后三十年，其间的历史大事是戊戌政变、慈禧立宪、辛亥革命、袁氏复辟、二次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血腥清党，以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作结。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它的基本框架只能是历史事实，并无法省去上百个主要的历史人物，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摄政王载沣、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宋教仁、蒋介石等等。但作为小说，它不能只是事实的陈述，它需要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命运，需要具体而微的喜怒哀乐的情绪，爱恨情仇的人物关系和性格张力。因此，历史小说必须处理纪实和虚构的关系，它必须虚构历史中没有而又可能有的事与人，以填补历史小说应有的艺术空间。《大变局》成功地塑造了叶毓川、许酉亭、周天功、仇宝慧(宁香)、小江北、叶以全等等虚构的人物，在他们之间构成了爱恨情仇、曲折跌宕、刻骨铭心的人物关系和命运故事，堪称成功。一个关键的秘诀是：他们既是活生生的，有着微妙的心理过程的、性格鲜明的个人，而他们每个人的升沉起伏、生死存亡的命运又和这三十年大变局的时代丝丝相扣、密密相连，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进退。读者对于这些人物的具体感受总是和对于历史的深刻感悟联结在一起。于此同时，小说中许多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张謇、陈其美、李平书等等，又都颇费构思地贯穿融入到了核心叙事乃至故事情节当中，这就把“历史”和“小说”两个不同的文化元素相辅相成地融为了一体。
三十年的历史是中国的历史，从北而南，从东到西，都卷入这“大变局”之中，可说是概莫能外。但作者却非常睿智地把这个“大变局”相对集中在一个城市——上海。当时的上海集中体现了半殖民主义、半封建主义的社会生态，华洋并举，五方杂处，风云际会，汇聚了各种思潮和主张，成为各种文化交流、政治发展的大舞台；它之作为中国立宪的最大重镇，也正反映了当时上海这个城市的重要文化内涵。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海派文化意味的城市空间，作者将一部人生传奇和它背后宏阔的历史脉搏，用心编织在一起。
恩格斯在论述现实主义的时候，讲到了历史的厚度，思想的深度，讲到了典型环境、典型性格，没有忘记强调细节的真实性。而普希金的经验之谈是，故事易找，细节难求。没有相配的细节，现实主义的其他要素必是全部落空。《大变局》把历史与小说融而为一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那些丰富多彩、精雕细刻的艺术细节。我佩服作者对那一个时代上海衣食住行、民俗、民风的种种细节的熟识，能随手捻来展示环境与刻划人物。我只知道上海菜馆有堂官吆菜的规矩，作者却能报出一连串海派特色的菜名，真是活龙活现。我只知道德大是著名的西菜馆，作者却能细致地描摩名菜德式牛排的风味，真是有滋有味。种种细节展现了一副当年上海的世俗风情的画卷。也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如临其境的艺术效果。
突显主题的艺术结构
叶毓川是本书虚构人物中最主要的人物。他有过留学的经历，是一个教师兼报人；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典型地体现着近代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他始终认为，社会不能不要权力，但是权力又不能不予制衡。从封建走向民主宪政、平权共治以及体制内的温和变革，曾经是他一以贯之的希望和追求。但是整整三十年，他一次次地看到了希望，又一次次地落漠和失望；这恰好反映了这三十年中国社会一次次地遭遇实现民主的机遇，又一次次地与之擦肩而过的历史事实。这也正是作者为何要如此取材的题旨和用心所在。在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分歧和争论中，叶毓川先是站在立宪派一边，从而不惜造成师生的对立和反目。以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清王朝统治者，为了消解革命而允诺立宪，这是一次民主的机遇。当时，连慈禧太后都明白，“国事不堪，才着手改变，这改革还有假的么？”可是他们又认定：再怎么改，“不能换了我大清的馕子”。所以，对于改革，他们能拖则拖，能糊则糊，一再地拖延立宪的进程，并且组成了以王室成员为主的立宪机构，从根本上篡改了立宪的本意，激起了革命热潮。于是在立宪和革命的赛跑中，革命反超，辛亥革命获得了胜利，推出了闪现宪政新曙光的《临时约法》。叶毓川与时俱进，抛弃了君主立宪，转而拥护辛亥革命和临时约法。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军事强人袁世凯手中。这是小说的第一部。
袁世凯当上总统，由于既定的文化基因作祟，他本质上并无心于民主，却醉心于专权，从而一再破坏着共和共治的宪政体制。于是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为契机，激起了推翻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的失败以及“共治”局面的毁弃，促成了袁世凯由专权而专制，进而演出了一场称帝丑剧。袁世凯倒台，临时约法重起，这让叶毓川又一次看到了宪政的希望。但是“一个寡头死去，数个强人并起”，北洋军阀分裂成直系、奉系、皖系等派系，个个都想独霸天下，中国由此陷入军阀割据和混战的乱局。在这个阶段，小说的主要人物，因为立场主张乃至性格的不同，渐渐势同水火；同时又因为因缘错失，造成了感情上的严重困扰和撕扯。这是第二部。
五四运动带来了历史的新契机。“科学”与“民主”的理念，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征程，它的成果之一就是促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国共合作。对国事屡屡失望的叶毓川对于国共合作带来的新气象和新希望，抱有很大的期待。然而，结果的事实却是——国共分裂、党同伐异。国共联合的北伐战争，成果落入一味秉持专制独裁思维的蒋介石的手中，一场血腥的“清党”，结束了国共合作，形成了一个叶毓川最不愿看到的政治局面。这时候叶毓川的儿子叶以全已经是共产党人；他在“四·一二”宝山路上受了伤，并且受到曾为“至亲”者、现为国民党的许酉亭的追杀。撤离上海的时候他留下了一句话：“我们会回来的！”这是第三部。
这句话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变局》的核心是一个“变”；辛亥革命前后的这三十年，中国的志士仁人，赴汤蹈火，为内忧外患、创巨痛深的国家寻找出路。但是，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变来变去，却在根本上没变。原因何在？所为何来？我们由此体味到了作者的省思和感悟。
然而革命没有被扑灭，改变中国的历史的重任、振兴国家的出路，将最终地落在共产党人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