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际与鲁迅的“贵力而尚强”

　　在全球化的个人主义消费文化浪潮中，人们在打造新偶像的同时，也在拆解原有的崇高形象。据说，鲁迅也在现代世界中无所适从，孤独寂寞，说到底也是进退维谷的存在主义的矛盾主体。奇怪的是，现代、后现代主体，似乎越是挣扎于矛盾泥潭而无法自拔，越是有审美价值。有人给鲁迅去政治化，认为他对民族与世界政治虽有感怀，却站在河边横眉冷对、冷嘲热讽，而这才是最有意思的鲁迅。但是，在今天的时代，鲁迅的意义，恰恰在于他仍是中国的脊梁，仍然焕发民德、公德的钢骨神韵。商品大潮中的消费情调，与世界接轨、人云亦云的读者，无法理解鲁迅的自主自立的民族主义品格。这种民族大义，并不是自高自大，而是自重而又尊重别的民族，立己而立人。这种民族观崇尚各民族的历史成就，各国的共存、共荣，争取人人自立，不受外界压迫，不崇洋媚外。翻看鲁迅《摩罗诗力说》便可看出，一个刚毅自强的民族品德，不但落实在独立、自主、强健之个体人格，还反映在自由独立的民族精神。再者，民族独立精神还与国际主义一脉相承。鲁迅描述的英国诗人拜伦就是一个经典的范例。

　　拜伦在虚文伪礼、资本贵族融合的英伦社会中，敢于抵抗蔑视世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尼采，道德能成为势利、权力的装饰。由此观之，拜伦敢冒魔鬼的称号追求强力、威力，摒弃社会道德框框，恰是大英雄气概之所在。“尼怯意谓强胜弱故，弱者乃字其所为曰恶”。鲁迅从尼采那儿借来强力主导善恶之说，也认同善恶因强弱而移位的说法。今天人们崇拜全球文化中“世界级”的神像，奉若神明，仿佛“首善”，其实这个“善”的背后是强势，包括资本、军事强势，并没有内在善。“人谓神强，因亦至善”。正因为现代信徒日日顶礼膜拜，世界级的偶像才罩上神圣光环。超级购物中心神殿的善男信女们，“方伏地赞颂，无有休止，以是之故，主神遂强”。鲁迅说，如果我们“去而不理，更何威力之有”？

　　但摩罗诗人的贵力尚强并不是成者王败者寇，能捉住老鼠是好猫。作为敢造反的撒旦魔鬼，拜伦并不想夺天神的权力而取代之，重行登基大典，而是自强不息；不是个人拔高、妄自尊大，而是人人自强。“上则以力抗天帝，下则以力制众生”。“制众生”不是以领袖威力去压制人、命令人。“顾其制众生也，即以抗敌。倘其众生同抗，更何制之云”？这里，由领袖发出的动员、组织、团结的强力并不是压迫力，不是要整人。权力应该转化为道德升华。拜伦作为领袖，若不是精神道德的楷模，那就退化为纯粹的草莽英雄。不与众生共事，在一个战壕里抗敌，就没有真正合法的强力。道德领导权既有尊贵、居人之前，又提倡平等。因此，追求这种强力就是追求自主独立之力，就是追求自由。强力与自由并不相悖。正因为如此，鲁迅一面赞赏拜伦“揄扬威力，颂美强者矣”。另一方面，摩罗诗人热爱富有独立自由的精神的美国。

　　个人无自主，是道德缺陷，民族无自立，是民族性之陋劣。拜伦支援希腊人民驱逐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就是本着民族独立精神的国际主义的英雄举动。拜伦重独立而爱自由，所以眼见希腊人遭外人统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19世纪初，文明古国希腊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压迫。虽然当时的列强英、法、俄欲通过希腊自治瓜分欧陆势利范围，但拜伦支持希腊人民自立的举动，应该理解为以民族自立为本的国际主义精神。鲁迅写道，拜伦爱自由至深，难于忍受看到希腊人当奴隶。“若为自由故，不必战于宗邦，则当为战于他国”，拜伦为希腊独立斗争，倾其所有，以至生命，影响深远。鲁迅还点出拜伦的文化层面的国际主义。国际援助，文化交流，并不是要输出本国的价值与文化，相反，帮助希腊，恰恰在于崇尚希腊文化悠久的遗产。所谓全球化的今天，人们谈到某国历史遗产在国际上的流通、交流，往往简单地认为是加强昔日的光荣，有文化扩张、沙文主义之嫌。其实，真正的国际交流，只有在认同别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摩罗诗人爱希腊，“怀前古之光荣，哀后人之零落”，思帮助希腊人抵抗外族统治，走向复兴之路，重睹往日灿烂之希腊。鲁迅眼中的拜伦，既是个爱国主义者，也是个国际主义者。如果终极道德准则是自立而立人，那么爱一国之历史遗产 （民族自豪），与爱他国之遗产（世界主义）是并行不悖的。

　  王斑　（作者单位：美国斯坦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