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伟大的中国小说”
陈歆耕
“伟大的中国小说”诞生啦！
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部极为罕见的‘伟大的中国小说’”诞生啦！
语出一位评论家近期发表的关于贾平凹长篇新作《古炉》的评论。
《古炉》出版后，引发了不同评论家的争议，这很正常。但当我看到某位评论家撰文将之称为“当下时代一部极为罕见的‘伟大的中国小说’”时，着实吃惊不小。我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被公认为“伟大小说”的也就那么几部：《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鲁迅的《阿Q正传》等，可称“优秀”的不少，但可冠之以“伟大”的实在寥寥无几。但现在又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诞生了，人民群众真是对文学太麻木了，还不赶紧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到街头、广场、地头庆贺去？
虽说衡量文学作品无法像小菜场称东西那样，挂到钩子上一拎，几斤几两立见分晓，但还是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可触摸的准则可循。“伟大的中国小说”该如何定义？旅美华裔作家哈金曾在《期待“伟大的中国小说”出现》一文中，借鉴美国学者对“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定义，提出了“伟大的中国小说”的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虽说这一定义在中国文坛引起了极大争议，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参照价值。这一定义的前一句弹性很大，很难把握，但后一句是可以相对量化的标准，即“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每一个”——古往今来的中国小说有几部能做到这一条。其难度，几乎无法攀越。也正如此，才显其伟大。
那么，《古炉》伟大在何处呢？评论者在他的长篇大论中，做了许多具体阐述，如“‘文革’叙事”、“乡村常态世界的发现与书写”、“日常叙事”、“悲悯情怀”等等，但读遍全文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信服这是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但也有一些读过作品的人，认为其流水账式的琐碎的叙事风格，让人毫无阅读快感。一地鸡毛，却不是一只鲜活的鸡；一堆秦砖汉瓦，却不是一座结构精美的宫殿；凭什么让人对“那些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会产生阅读兴趣？其直达人心、让大多数人产生“认同感”的艺术力量在哪里？诚如评论者所称道的，一部“以佛道思想做底子”的小说，能为现代人提供什么新的精神养料？
假如哈金的定义不足为凭，那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两位老外关于“经典”的论述——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M。库切在《何为经典？》一文中说：“历经时间检验而未被淘汰的东西必定是经典。”又说：“历经最野蛮的浩劫而仍能存留下来的东西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世世代代的人民不愿舍弃它，是因为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所谓经典仅此而已。”
意大利著名作家、评论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给“经典”下了若干定义，称“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贾平凹先生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只读50年前发表的作品。因为，一部作品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仍然有人阅读，证明它的经典品格是可靠的。
综合他们的观点，也就是说，经典小说要经过时间检验，要经得起重读。并且人们总是乐意、抑制不住要去重读的愿望……
我想，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起码也应具备上述两个要素。把一部出版没几天的小说，就判定其为罕见的“伟大的中国小说”，是要冒极大风险的，谁敢预测它在读者中的“保鲜期”会有多久？如果你的判断和作品的生命力之间的落差太大，读者起码要对评论者的专业素质和艺术感受力产生怀疑。作者在文中说：“在某些时候，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经典的生成，而是缺乏指认经典存在的勇气。”建立在“武断”的基础上“勇气”还是少一点好，“经典的生成”并不依赖于少数评论者的“指认”，而是需要大多数读者的阅读“认同”。
的确有这样的评论家：他们最擅长把“膺品”吹成“珍品”；把“垃圾”涂饰成“绿色食品”。这里非指《古炉》，也非指这位评论家。
前段时间，在中美两军高层领导互访期间，有一个关键词曾被频频使用——“误判”。意为只有加强沟通和交流，才能避免和减少“误判”。不同国家、军队间因“误判”而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轻则由此而相互间产生隔膜、偏见，重则给国家利益带来不必要的损害，甚至导致无谓的流血冲突……
在文艺评论中也应尽力减少“误判”的发生，因这种“误判”导致的后果，一是“误导”读者，二是对文艺批评的公信力造成极大伤害，进而造成艺术创作价值观的混乱。
这里所说“误判”，应该不包括“睁着眼睛说瞎话”的那种。明知有“误”而仍将“错误”进行到底，不能算“误判”。因为作出错误判断者的脑瓜是清醒的。他出于某种非艺术或学术的目的，把明知错误的判断以貌似正确的结论，塞给那些不明就里、缺少独立艺术鉴赏力的受众。这已经超出正常艺术批评的范畴了。
我所指的“误判”，是指主观认为是正确的，其实际结论却是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