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发生？

　　编译/黎文

　　著名文学批评家、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偶然发现了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的哲学长诗《物性论》的一个译本。《物性论》是系统阐释古希腊原子唯物论的著作，距今已有2000年。而关于卢克莱修文学成就的更重要的发现是：他的诗歌在一个德国修道院的藏书楼中远离世俗骚扰地度过了几个世纪后，被波焦·布拉乔利尼找到。

　　如今，格林布莱特在他的新书《转向》(TheSwerve)中，用很多篇幅将布拉乔利尼从历史边缘推介到舞台中心来，认为他是文艺复兴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布拉乔利尼是15世纪意大利的知名学者和政治家，他曾在教会工作，依靠出色的拉丁文、优美的书法以及多年的深耕，一步步从教廷文书上升至教宗恩仁四世的秘书。布拉乔利尼告别教会后，开始致力于古代著作的搜集。1417年，他发现德国一个修道院的藏书楼中的抄写员们每天誊写珍贵文献。就在这个藏书楼里，他找到了卢克莱修的著作《物性论》。

　　对卢克莱修的追随者而言，布拉乔利尼的这一发现，几乎等同于先知摩西成功率领被奴役的希伯来人逃离古埃及前往富饶的应许之地。卢克莱修是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者，从《物性论》中可见，他和许多古希腊哲学家一样，善于用诗歌的形式阐释哲学思想。《物性论》分为6卷，用抑扬六步格写成，在当时的基督徒看来，这7400行文字完全就是异端。卢克莱修在其著作中认为，人类的存在并非因为我们有不朽的灵魂，而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物质，我们的躯体和世界上其他东西一样，是由肉眼不可见的永恒运动的微粒组成的，这些微粒不断聚合，又瞬间分开。他同时认为，大自然从未停止过创造各种不同形态物体的尝试，但是，绝不存在上帝造物，也不存在来世。因此，他告戒人们要追求现世的欢乐。

　　格林布莱特在新书中承认卢克莱修的诗歌因为观点杂多和风格复杂而“难以读懂”，但他强调，这些诗句远远比一般的哲学逻辑作品要容易理解。

　　布拉乔利尼在很长时间内醉心于罗马遗址的研究，对他而言，卢克莱修的诗歌就是通向古罗马传统的入口。《物性论》重见天日后，立刻在欧洲受到广泛推崇，并对之后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从莎士比亚和剧作家、诗人琼森的作品中都能一窥痕迹，文艺复兴后期法国思想家蒙田的著作更是包含了超过一百处对《物性论》的直接引用。而美国总统托马斯·杰佛逊的《独立宣言》也明显受到卢克莱修的影响——以“追求快乐”作为美国梦的核心。

　　布拉乔利尼的发现是否是整个文艺复兴的催化剂，这样的观点尚显勉强。《转向》的美国版用“世界如何变得现代”作为副题，“催化剂”的观点或许是作者对于自己那个美国版副题的一种“转向”。假设卢克莱修的观点可以从进化论和分子物理学找到依据，那么“世界如何变得现代”这个副题也是值得探讨的。把布拉乔利尼这样一个“普通公务员”视为西方文化转变的核心，或许是一种不错的炒作，但更多的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基于美好愿望的想像。

　　如果非要单独列出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关键人物，那么更好的人选应该是格林布莱特在《转向》中也提到过的古腾堡。发现卢克莱修著作的德国修道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几十年后，在修道院所在的小镇，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活版印刷。他滑动那些金属字符块去创造各种拼字组合，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书籍。因为古腾堡的贡献，格林布莱特最初接触卢克莱修是通过平装书，而不是手抄本。因此，再也没有比活版印刷更好的例子来说明：世界永远处于被创造和被重新创造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