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 t.163.com/renxiaowen
任晓雯的长篇小说《她们》。
从小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任晓雯，常以天真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街头巷尾身份各异的匆匆过客。多年之后，这些童年记忆中模糊的影子都有了姓名，化身为这名沪上女作家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为她昔日记忆的重现。
从兴趣写作到职业化写作，任晓雯经历了一段外人难以想象的煎熬。闭关五年，小说集《她们》才得以问世，脱胎换骨后的她，试图让笔触更为凝练、考究而注重细节。在她的笔下，这些童年记忆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在南方日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网易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现场”评选活动中，任晓雯以中篇小说《阳台上》获选“中国文学现场·月度作家”。日前，南方日报记者对任晓雯进行了专访。
社会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出人头地
南方日报：《阳台上》这篇小说的主角叫张英雄，但他本身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这个名字是否含有特殊的意味？
任晓雯：一个小人物被叫作“英雄”，多少有点反讽的意思。但是给小说人物起名时，我更注重名字所包含的现实信息，而非象征意味。比如一个叫“建国”的人，可以向读者传达一个信息：这个人很可能是1949年生的；一个叫“招娣”的人，可以传达的信息是：父母还想要一个儿子；“张英雄”这个名字就反映了他的父母希望儿子有所建树的心态。
南方日报：小说主角的原型是你身边熟悉的人吗？还是你从社会新闻中提炼出的人物形象？
任晓雯：我觉得作者必须要接触身为小说人物原型的这些人，从社会新闻中提炼的话始终会有些隔膜。我小学五年级之前住的都是老旧的弄堂房子，童年生活给我留下的记忆非常深刻。当时我表姐的家里经常有三教九流的人物出没，那些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写作的时候经常会想起这些人，像是有模糊的影子出现在我面前。
南方日报：你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这和你童年的记忆有关系吗？你把目光投向这些人物是出于同情的心理？
任晓雯：当然是和童年记忆有关系的，但不能说是特别同情这些人吧，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值得理解和同情的地方，即使表面看起来很光鲜的成功人士也是这样。《阳台上》这篇小说里有拆迁的情节，但我不想站在明显“政治正确”的立场，比如说拆迁就是不对的，拆迁户是可悲的，而负责拆迁的就全都是坏人。那样完全对应现实、图解现实的写法，就丧失了小说真正的意义与那种复杂的美感。小说里负责拆迁的这个人也是小老百姓，他的女儿也是弱者，很多时候弱者的报复不会加于强者的身上，而是加在更弱者的身上。
南方日报：不仅是《阳台上》这篇小说，还有包括《她们》中的小人物的生活都有种被命运所左右的悲观感，为什么会选择偏向悲观的题材？
任晓雯：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悲观的人吧。现在的社会很多人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阶层的流动也越来越凝固，并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出人头地。很多小人物是身不由己的，即使他们很善良、很努力，但最后可能还是会变成社会的失败者和牺牲品。哪怕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也是身处时代漩涡之中，常常身不由己、无能为力。
从靠兴趣写作转化为职业化写作比较困难
南方日报：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写作的？
任晓雯：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吧。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写作，到读大学的时候，不断增加的阅读量和身边的朋友给了自己支点和基础，慢慢地发觉自己能写一些诗歌和文章，就开始给一些杂志投稿，然后陆续有作品发表了。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发表文章还蛮顺利的，这也鼓励了我继续写下去。
南方日报：你是学新闻的，但毕业后并没有从事热门的新闻写作，却专注于相对冷门的文学写作，这是为什么？
任晓雯：我的性格有点内向和封闭，觉得不太适合记者的行业。而且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些小说在还不错的文学杂志发表，就觉得还是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吧。
南方日报：在写作这条路上有没有遇到过比较困难的时期？
任晓雯：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还比较顺利，后来有点艰难了。起初写的都是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只是凭着一股才气去写，但之后就碰到了瓶颈，觉得从靠兴趣写作转化为职业化写作比较困难。开始写的两篇小说顺利发表之后，有一段时间写的小说不太成功。之后也因为一些生活琐事，有段时间比较沉寂，约稿的人也比较少。但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下去。《她们》出版以后，有人觉得这和我以前写的小说不一样了。以前我比较着重于形式上的探索，涉及的人物面也不是很广。《她们》我写了五年，这段期间也是我的写作方式和人生观转变的期间，反复修改过的作品和以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南方日报：会怎么看待他人对你写作风格转变的评价？
任晓雯：我主要是把别人的意见作为写作上的参考吧。我想写什么样的小说其实心里很清楚，不像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受别人意见影响较大，而现在我自己的观念已经慢慢成熟了。
南方日报：在你关于写作的观念成熟之后，你现在想写的小说类型是什么？
任晓雯：写作的可能性无限的，在题材选择方面我也没有什么局限。我现在追求的是简洁、清晰、准确的语言风格，比较注重细节感。
南方日报：下一步有什么写作计划？
任晓雯：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小人物的事情，但没有《她们》的主人公那么底层，写的是小市民、小白领的故事。
南方日报：文学写作在你生活中的位置是什么？你是把它当做一种兴趣吗？
任晓雯：我觉得这不能说是兴趣。文学的态度，应该是勤奋、认真、坚持、执着，它更多是一项工作，而非一种兴趣。
南方日报：你在文章中很推崇马尔克斯，他对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任晓雯：马尔克斯是我很欣赏的一个作家，但我最喜欢的是福楼拜，我觉得他的《一颗单纯的心》可以说是小说的终极样本。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不识字的农妇的一生，但小说里却散发着宗教和人性的光芒，这非常神奇。我认为要写跌宕起伏情节的小说相对容易，而能把平淡的东西写好是非常困难的。
南方日报：刚才你提到的是国外的作家，那么国内的作家你比较欣赏谁？
任晓雯：我觉得莫言的作品非常有生命力。他和苏童、余华、格非那种精致、工整的写法不一样，莫言的语言气势磅礴、泥沙俱下，让人觉得这是一个体格强壮、元气充沛的人写出来的作品，这在中国的作家里非常难得。
要用脑子说话，而非用情绪
南方日报：你之前既从事写作，又经营公司，从商经历会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任晓雯：有很大的影响。不是说你接触的人多，写作的素材就更广。如果有另外一个身份的话，你看社会的方式就会改变。在书斋带着学究气去看社会，和在社会上跌打滚爬过之后再去看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作家应该还是要有过另外一种身份，纯粹靠作家的身份看问题的角度会比较单一，但如果有另外一个身份，这两种身份之间就可以互相审视。有时候虽然比较分裂，但看问题的角度会不一样吧，这对于写作来说是很重要的。
南方日报：你曾经提出，“损害文学的不是商业，是商业化得不够”，这是为什么？
任晓雯：成熟的商业社会应该是市场细分的。比如说非类型写作，可能受众面比较小，但真正想看的人应该能很容易地找到相对应的地方，想看大众文学的也应该是这样。但现在的出版方没有比较明确的出版理念，而是喜欢跟风，看见什么热门就出什么。而且，大书店所有的书籍都放在一个区域里，有时候读者很难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评判机构的不独立也会损害文学。刘苏里老师有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好，他认为实体书店在网络书店浪潮下要生存，就需要专业化，书店老板就应该是读书的内行，书籍经过书店老板筛选、分类之后上架，这就为读者挑选书籍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南方日报：你在微博上经常对公众话题发表自己的一些议论，但是又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敬而远之，这是为什么？
任晓雯：“知识分子”这个定义都可以写上一本书来厘清概念，更别说“公共知识分子”了。而且官方和民间对这个称号的定义有差别，它演变为“公知”之后又带有嘲讽的意味。我尊重任何有勇气说和做他认为是对的事情的人，无论他是读书人还是普通的公民。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像林昭也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她的勇气并不是知识赋予的，而是良知赋予的。还有就是微博上常出现跨界评论的问题，比如学经济的谈法律，学法律的谈经济，跨界的话题不是不能说，跨界的话题不是不能说，但如何说也值得斟酌。我觉得作为个人最好有一个反省的态度，知道哪儿是自己知识的盲区，哪儿容易说外行话。说话完全正确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得有一个意识，尤其是掌握话语权，占据公共版面的人，说话一是要凭良心，二是要凭知识。睁眼说瞎话和专业性不够的毛病经常出现的话，都会伤害“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称呼。
南方日报：有人因为你在微博上发表的言论说你是愤青，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愤青吗？
任晓雯：我不“愤”吧，我觉得我是个温和的好脾气的人，至少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我一直提醒自己，要用脑子说话，而非用情绪说话。如果出现一些极端的语言，那也是因为我真的就是认为如此，比如说什么东西烂到根了，那我就直说它已经烂到根了，我不需要把自己扮得很中庸。愤青是情绪化的，无论是观点，还是表达观点所使用的语言。
专题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范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