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黄兴在明太祖陵前
闪回
辛亥年的N个瞬间
●当南方铁路风潮涌动，端方临危受命，以特命大臣的身份南下灭火，督办川粤铁路事宜时，途经彰德，专门拜会被罢官的袁世凯。袁世凯以相当高的礼遇接待来访的端方，还专门为这位酷爱电影和摄影的帝国重臣安排了一场电影。端、袁的这次会晤完成了两件事：第一、端方把自己的长女陶雍许配给了袁世凯偏爱的五子袁克权，端方甚至许诺待完婚时以绝世国宝“毛公鼎”作为女儿的陪嫁品，对如此厚礼，袁世凯婉言谢绝；第二、两人摒去所有幕僚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密谈，谈话内容成了永远的秘密，但它一定与帝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有关。
●18岁的吴宓在清华学堂新学期开学上课不久就听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作为满族人大本营的北京陷入一片动荡中。他的日记中记道：“清华人心惶惶，学生‘请假’离校，随其家人出京南归者，日多。”
●辛亥年八月二十日，1911年10月11日，是袁世凯52岁生日。就在袁世凯的生日宴会上，一条有关武昌起义的电文送到袁世凯的手里，袁世凯那张肥胖而幸福的面孔骤然变色，立刻下令停止寿宴。面对“相顾失色”的宾客们，袁世凯只说了一句话：“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北京《国风日报》在获知武昌起义消息后，立刻出版号外，把这一重大新闻用二号字排出来，遭至大量帝国警察前来干涉，禁止刊登任何与武昌有关的消息。于是，《国风日报》在第二天头版位置干脆开了一个整版的天窗，上面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
这版天窗带来的更加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以为肯定是革命党大胜，帝国已危在旦夕了，否则怎么会空了一整版？警察在无奈之下，央求报馆，该登什么就登什么吧，只要不是谣言就行。
●载沣的日记到皇帝退位这天戛然而止，他在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即日亥刻停书日记。”几天后，他刻了一枚闲章，上写：“天许作闲人”。
●九月十六日，公元1911年11月6日，经达一年半牢狱生活的汪精卫，被朝廷开释。汪精卫走出监牢的那一天，路人争睹风采，道路为之阻塞。
●十一月初六，公元1911年12月25日，圣诞节，细雨如织的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码头，孙中山走下悬挂着革命军旗帜的“江利轮”，回到了巨变的祖国。等候他的，不是帝国的捕快，而是欢迎的民众。
●辛亥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天安门对外开放，昔日天子脚下的臣民，第一次以公民的身份走上皇城的城楼，第一次从皇帝的视角，伫望这座从前的帝都。“庆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大字标语，已悄然悬挂在天安门上。
对话者：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
祝 勇：作家(《辛亥年》作者）
对话地点：
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关注革命阵营，
也要关注旁观者阵营
祝勇：辛亥革命是一场巨浪，涉及到很多层面，形形色色的人都卷入到这个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革命者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依托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因此，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上，回望一百年前那场革命，才能在历史中融入我们今人的思想，使历史不至于沦成与现实无关的废墟。
当然，如同余英时先生在追溯朱熹的历史世界时所说，我们早就知道历史世界已一去不返，没有人具此起死回生的神力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一重构的理想仍然诱惑着绝大多数的专业史家，甚至可以说，这是他（她）们毕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辛勤爬梳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力。
黄兴涛：过去研究辛亥革命比较关注革命党，革命阵营，而对“反革命阵营”、“旁观者阵营”，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阵营关注得不够。1910年，怪杰辜鸿铭写过一本书叫《清流传》，又名《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书中认为中国有三个阶层，一是贵族，一是文人士大夫，一是民众，在他看来，满族尽管那个时候不怎么样了，却仍然是贵族，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不可缺失。当然，他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了端方、铁良、摄政王等满人高官，还批评了袁世凯、张之洞等汉官。辜鸿铭的观点虽然保守，但做他那样的评价也是需要多方面勇气的。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满族作为一个群体在当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士大夫都关心，都愿意给予整体的评价和整体的认识，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不做这样的认识呢？
祝勇：您刚才说到皇族——一个被排除在辛亥革命的传统叙事之外的政治群体，我再谈一谈立宪派。歌颂革命派，并不等于一定要妖魔化立宪派。当年革命派是在打击立宪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一百年已经过去，把立宪派、改良派推到对立面，甚至有人批判梁启超的所谓“反动思想”，反映出一些学者仍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
黄兴涛：关于辛亥革命，章开沅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写下《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一文，指出“我们30年来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论著大多侧重于政治史，而政治史的研究又很不全面，注意力往往多是集中在少数革命领导人身上。这样，自然就很难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也很难探索新的课题，从而限制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他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还有更多视角，
经济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
祝勇：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到底有没有资产阶级？有多少资产阶级？中国的手工业情况是怎样的？纳税人有多少？这些搞清楚了吗？很多都没搞清楚，章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同样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章先生提到，在1903年初《湖北学生界》第1期发表的《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中，拟定的经济调查项目多如牛毛，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岁入、岁出、积储，等等等等，非常详细；在同年春《浙江潮》第2期刊登的《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叙例》中，仅社会一类的调查项目，就包括户口、民智、人民强弱、地方贫富、人民生计、风俗、望族、富户、地方自治、家族自治、善堂义举，秘密会社，等等等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社会信息。
黄兴涛：20世纪80年代对辛亥革命有很多很好的研究。章开沅先生在1983年写过一篇《就辛亥革命的性质——答台北学者》。大陆学者大多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台湾学者认为是全民革命。美国学者认为不能叫全民革命而是士绅革命。章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一一进行了回应，他论证了为什么要做阶级分析，你可以不用阶级这两个字，但社会有不同的集团，因此就要做这方面的分析，如革命结果到底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当时社会到底哪个阶级、阶层处于先进的地位等等，章先生做了很好的分析，他当时的分析现在看来也很有水平。他是很有理论修养的学者。
金冲及、李文海等先生，也是如此。当然这也提示我们，对辛亥革命这样的事物究竟该如何看？阶级分析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分析，但恐怕也还可以有别的视角。
祝勇：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30年，随着学术国际化接轨，一些国外的研究方法开始介入到中国历史研究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过程中来。比如说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各种交叉学科研究角度，使辛亥革命研究更加丰富。这方面的进展，包括饶怀民的《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严昌洪的《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社会》、薛君度等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等。我在写《辛亥年》的时候，也尽可能地想站在更广阔的角度认识辛亥革命，我甚至采用了市井平民的视角，为此看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当时的报纸，尽管有些材料很细小，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辛亥革命，认识那个年代。
跨越各界的知识共同体
是怎样形成的？
祝勇：关于辛亥革命，兴涛兄还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应当有一个共同的知识背景，只有共同的知识储备才有可能形成对话，才能赞成或反对。要知道，伴随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是大量新名词的出现，如果连一些基本概念都不知道，就没办法形成对话。从知识结构入手来研究这段历史，的确是非常好的角度。
黄兴涛：现代众多新概念，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概念体系的形成就是在清末民初，主要是辛亥革命时期，它们大部分是从日本来的。字典说有八百多个，考虑到很多前缀、后缀的新造词，可能从日本借鉴的还更多。
祝勇：这些概念我们传统的词汇里是没有的。比如哲学、政治、经济、军事都没有。
黄兴涛：共和、革命、改良、立宪都是。革命派、立宪派，甚至清廷官员、皇族，直至慈禧这样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和革命派分享共同的知识，我们研究辛亥革命一定不能忽略。
祝勇：这恰恰是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只讲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纵横捭阖的关系，而没有追究革命和立宪这些词从哪儿来的？对革命的认识、立宪的认识哪儿来的？
黄兴涛：比如说，最先引进现代意义的“革命”概念并使之有所传播的，并非革命派自身，恰恰是改良派代表梁启超。梁启超认为革命就是大变革、大改革。所以他才提倡“诗界革命”、“史界革命”等。现在“革命”和“改良”的含义似乎天然对立，而当初却并非如此。后来，梁启超与革命派论战，公然反对“革命”。革命的那种通过暴力推翻现政权的含义才凸显出来，这才使得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开始忌讳“革命”一词。但该词的“大变革”含义却也同样保留下来，无法消弭。非常奇怪的是，清政府及其官员，在正式的官文中，后来也无意识地、多少有些被动地称革命者为“革命党”，而并不都是称之为“乱党”。这也可见辛亥革命时期那些新概念、新知识的力量和微妙的政治作用之一斑。
不过大规模的新知识进入还是在辛亥革命时期。1905年有一件大事，是废除科举。此举断了传统士大夫的后路，使得那些清王朝传统统治得以维系的主体迅速发生分化，大量转化成学习西学新知的留学生、学堂学生，然后变成立宪派和革命者。这也是讨论辛亥革命时期新知识、新话语形成的一个重要制度背景。
祝勇：事实是简单的，但事实背后的逻辑是非常复杂的。想理清那时候的逻辑关系，在各个不同的孤立的事件之间找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体会到当时人们的内心情感和纠结，对任何一个写作者、研究者，真正做到这点是非常难的。
黄兴涛：我们对历史和历史研究要有敬畏之心，就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认识到这点不是谦虚，而是无奈。（由祝勇担任总撰稿的十集纪录片《辛亥》，本月10日前后在北京电视台黄金强档首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