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工作者也应“走、转、改”
□龙莉娜
全国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已经轰轰烈烈开展了一段时间，这是新闻人在不断实践中寻找到的一个正确方向，是新闻领域的一次自我觉醒和自我修正。这样一种文化自觉，对于文艺工作者同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文艺工作者也应“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诗书礼乐都是文人雅士的专利，极尽阳春白雪。走到极致，尽以曲高和寡为荣，对于下里巴人是不屑一顾的。纵观千年中国艺术，从唐诗宋词的韵律平仄，到中国画里的写意留白，书法中的狂放恣肆，音乐中的宫商角羽……都讲究意境和意会，如同玄妙的禅机，有无穷无尽的解读。这一方面使中国艺术充满了空灵机巧的魅力，另一方面，使艺术与平民百姓之间拉开巨大的距离。
事实上，文艺的终极追求仍是“共鸣”。最大范围的传播，被更多人接受和理解，是每个创作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如果失去受众，再高妙的艺术境界也毫无价值。
即便是古人，也有“亲民”的自觉。奉旨填词的柳永，就是其中的代表。柳永的词作清新隽永，文采飞扬，却不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因此深受百姓喜爱。据记载，当时“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简直相当于时下的流行歌曲，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传说他每写完文章常念给老婆婆听，以便“洗垢索瘢”，所以他的作品通俗易懂，广为传颂；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在京城广为流传，人人竞相传抄，一时间洛阳纸贵……这些风雅的事迹，可以说是古人出于朴素的文化直觉，自发进行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实践。
从世界文学殿堂上的《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哈姆雷特》，到风靡全球的好莱坞大片，从艺术语言、艺术技巧到所传达的艺术境界和思想内核，都直指人心，直击人性，因而能够跨越国界、文化、民族、语言的隔膜，在全球广为传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创作和宣传工作中，一直非常注重文艺作品的大众化特质，中国文艺在这一维度的探索，早在文化建设初期就被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以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中国新文艺发展的方向得以确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在这一文艺思想指引下，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品，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时期，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孙犁的《荷花淀》等传颂一时的作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作为一部重要的理论文献，《讲话》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上承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下启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文学，创造性地解决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有关《讲话》的研究就没有中断过。经过一代又一代理论家的阐发，《讲话》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它不仅规范、指导着新中国的文学实践，而且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在朝着经典化、原点化方向发展。而目前提出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举措，正是《讲话》精神在新时期、新时代的延伸，是社会主义新闻和文艺创作适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一次总结，其精神和实质都与《讲话》的精神一脉相承。
在这个资讯以核辐射级数传播的信息化时代，无论是新闻还是文艺作品，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在这个时代，“传播”和“教化”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全民化的审视和挑战。当我们的作品仍然板起面孔，以大而不当的飘忽浮夸、套话空话，甚至是言不由衷的面目出现时，可想而知会遇到怎样的冷眼。
纵观古今中外，不难得出结论，文艺的生命在于最广泛的传播，“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就是这样的一种鞭策。要创作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像大树一样，牢牢地把根系植入泥土，吸取土地的养分，才能把枝叶伸展向天空，开出最绚丽的艺术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