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广西的新诗发展倾向

　　新世纪以来广西的新诗发展倾向

　　罗小凤

　　纵观新世纪以来的广西诗坛，一派“热闹”景象显影而出：“广西青年诗会”、“桂林诗会”、“十月诗会”以及各种诗歌研讨会的交替现身，诗人们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重要刊物上的频频露面，“华文青年诗人奖”、“女性诗歌奖”等各种奖项的荣揽，“青春诗会”、“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等国内外大型诗歌活动的参与，“扬子鳄”、“自行车”、“漆”、“相思湖诗群”、“南楼丹霞诗群”等诗歌群体的活跃，“青春，送你一首诗”、“诗歌进大学”、“诗歌进校园”等诗歌活动的启动，《广西文学》推出的“双年展”、《红豆》推出的“广西诗人十家”、《漆》推出的“切片展”等诗歌集结号的亮相，都彰显了广西诗歌版图的丰富而热闹。

　　一、生态诗学倾向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刘频、吉小吉、盘妙彬、刘春、黄土路、杨克、费城、牛依河等诗人纷纷提笔，或书写现代文明背景下人类的生态、自然惨遭破坏后诗人的痛苦，或建构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乌托邦”世界。刘频一直非常关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工业文明对农村、故乡与人类心灵的侵蚀状态，他曾自陈：“当工业向农业招安、农村向城市归顺，当草根的故乡集体农转非时，我低下了哀伤的头。”《橘子园，在规划红线里睡熟》《有多少东西在一条繁华大街上遗落》《土豆，土豆》《我是那个在大海上捧着遗像的人》等诗都传达出诗人对工业文明造成生态破坏后果的深刻忧虑。吉小吉的生态意识亦非常自觉清醒，他的《歌声即将被人枪杀》《一只小鸟是不是在路边安睡？》《一朵花离开了春天》《刀痕》等诗都痛心而敏锐地批判了商品大潮冲击下现代人满足自身奢侈的物质欲望而肆意猎杀自然生灵的残忍行径和对生态文明的人为破坏行为。一直梦想能回乡下种田的盘妙彬亦充满生态意识，他的《看不见的那一半木桥更是一寸一寸》《鱼不知道》《小白船》《美好生活》等诗追忆着一个个诗意而理想的乌托邦世界。出生于农村而对自然深怀敬畏之情的刘春在《城里的月光》中呈露了人被城市文明侵蚀的异化状态，《干草垛》《远方》等诗则传达了他对正在消逝的乡村的感叹与忧虑，深含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人与自然之和谐生态的回返情结。

　　二、智性书写倾向

　　诗与思达到完美结合的境界才是高境界，故而许多诗人极为注重诗歌的哲学维度，进行智性书写。盘妙彬的诗如废名之诗般充满了顿悟的禅趣与耐人寻味的哲思，他善于以禅的思维方式体验人生、思索生命，使其诗禅趣盎然，如《此地在，此地不在》《流水再转多少个弯也不会流到今天》《没人看到，它的确存在》《大理在，大理不在》《现实不在这里，不在那里》等诗亦都巧妙地将禅家的静观、心象、顿悟、机锋与现代的感觉、幻想、色彩、意象融合于一体。刘春新世纪以来的新诗创作与其早期的青春式感性写作呈现出较大差异，其诗多维多元地建构了一个诗与思交织的诗歌空间，如《卡夫卡：命运的质询》《博尔赫斯：镜子里的幽灵》《帕斯捷尔纳克：低音区》《坚持——致柏桦》等诗都呈现出他对人类生命、存在、真理的哲性思考。谭延桐的诗曾被陈祖君誉为“思想里的风”，“每一个词、每一个场景都超越表面的意义和镜像而指向原初，指向终极”。如《没有水的地方》《时间在讲述着命运》《思想里的风》等诗无不如此。田湘、斯如、庞白、罗雨、陆辉艳、董迎春等诗人的诗亦以他们对人类存在本质的追问、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时空存在的体悟而充满智性色彩。

　　三、神性写作倾向

　　“神性写作”是对当下的本能写作、欲望写作、垃圾写作等向下的非神性写作倾向进行对抗的一种写作倾向，与具体的“神”无关，而是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出发对彼岸世界或未来发出憧憬，对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发出追问。谭延桐的诗歌如《神曲：上升的道路》《在菩萨的耳朵里沉思》《天主》《和基督对话》等诗都透出神性之光，透出他对生命的感悟、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类的思索。刘频也一直在俗世之中秉持内心对“神性”的渴望，希望以神性的光芒照亮灵魂，其诗歌创作则是安放灵魂的居所，呈现出明显的神性写作倾向，他在诗中关注灵魂的存在状态与精神领域的向上性、神性，如他最近发表在《诗刊》的《浮世挖井》典型地体现了他在浮世之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向上的追求，显示了诗人的精神指向。

　　四、悲悯书写倾向

　　悲悯情怀是一种以博爱精神关怀、同情苦难中的世人。曹文轩曾反复强调悲悯情怀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悲悯情怀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要有悲悯情怀”。近年来广西的诗歌创作中呈现一种悲悯书写的倾向，关注底层和苦难。黄芳是一个对世间万物都充满悲悯之心的诗人，在洪灾、地震等灾难面前，黄芳以其悲悯之心观照受难的生命个体，以诗传达其内心深处深挚的同情与无以言喻的痛苦，如《所以你要惩罚我——写给沙兰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晚安，我的亲人》等诗读来无不催人泪下。书写矿山系列诗歌的甘谷列对“矿山”这一边缘境地投注了他的诗歌目光，他密切关注着长年累月生活在矿山的矿工及其家属的生存遭遇，满怀悲悯之心。黄土路的《阳光早餐》《事件：抢劫》《天堂公交车》等诗，大朵的《捡荒者》《晨雾中的坟茔》等诗都以悲天悯人的心灵为支点将其目光直插入底层人的生活深处。

　　五、意义化写作倾向

　　诗人周庆荣认为意义化写作“能更多地关乎我们当下生活，凸显我们自身的态度，并能将理想的精神赋予清晰的现实指向。”这是当下日常化、私人化诗歌难以承载的诗歌精神。刘春的《风尘》中对“由钞票发言”的时代里人们为金钱而“患软骨症”的社会状况的披露与批判，《中山路》对当下城市中各种现状的呈现与讽刺，都深含诗人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介入、反思与批判。吉小吉的诗，如《百元假钞是怎样来到老大爷手中的》《莫名其妙的恐惧》《九姑》等都剖开社会的阴暗面，体现了诗人的敏锐的洞察力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水古的诗常以嘲讽的笔调折射着社会沉重的现实问题，他的《路疤》《爱心》《弯腰》《天上孩子》等诗都以一种貌似随意平淡的语气拷问着每一个人的心与灵魂，随意中藏着深刻，平淡里蕴着严肃。

　　六、古典倾向

　　广西诗人笔下还呈现出一股古典倾向。汤松波善于以鲜活的现代诗歌形式重构古典文化意境，他喜欢镶嵌或化用古典诗词摹写现代生活，如《长安望月》镶嵌了王维的诗句“客舍青青柳色新”，《霜降》则化用了王实甫的“晓来谁染霜林醉”，《河之南》《清明》等诗都是在新诗中直接嵌入古典诗歌的诗句和语言，使古典语词与现代话语相融汇，现代诗和古代词熔为一炉，构筑了一个相当古典蕴藉的现代诗歌境界。唐女、罗雨等诗人的诗亦善于化用古典诗词、意境书写现代情绪、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