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忆“北大荒”时代：十几年来夜不闭户

　　■翁敏华

　　编者按：

　　本文是对一代人的青春岁月的纪念。1968年6月18日，以“屯垦戍边”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原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和部分省属农场被编成5个师，辖58个团。这一年就有三万多城市知青成为“兵团战士”。从1968年至1976年，兵团扩编为6个师，共有五十多万青年加入到北大荒人的行列。虽然早已挥别了那块土地，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始终将“北大荒”视作终身难忘的烙印，也是常常梦回的地方。

　　夜不闭户

　　毕竟是相隔久远了。许多事一提起竟有一种惊诧。

　　那天与晓梅、慧琴一同吃饭，谈起晓梅在北大荒遭遇流氓，往事是惊心的，结论更让人感觉惊心。

　　“这么说，我们那个时候晚上睡觉不关门？”

　　“门是关的，但是不上锁。”

　　“一直是这样的么？”

　　“是啊，至少一直到我们离开的1976年是这样的。你咋忘了？”

　　忘了，真的忘了。人的记性真臭！才过去几年，就忘了！

　　“不锁门居然睡得着？”想我们今天的不止一道门，还要双保险，还要保安在小区内彻夜巡逻，还要每晚九点打更者“防火防盗，注意安全”的提醒，这才能成就一梦安稳觉。

　　“哈——”，她俩笑起来了，“就这样睡了十来年呢。”

　　“那，你们说，我们曾经的时代，到底算个什么样的时代，竟可以夜不闭户？”

　　是了。当时的北大荒，冬天都专门有个烧炉子的人，一夜间要进出知青的集体宿舍好几回，一间一间轮流来，专为我们添煤加水。房门，自然不得关了。夜半烧炉人多半是男性，年长，可靠，男宿舍女宿舍包圆儿，一般挺沉默，轻手轻脚的。

　　就这样，还能不出事，搁到今天简直不可想象。作为课题，实在值得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加以研究。

　　“事也是出的，晓梅不就碰上了？就是出得少，我当连副指导员五年，也就晓梅一桩。”慧琴说。

　　晓梅当年十九岁。起夜，从她铺位所在的里间，往外间走。见一堆灰灰的东西猫在外间的炕洞里，惊恐得大叫，尖叫声让那堆灰白猛然变长变大，向门外奔突而去。一声尖叫叫起了全连女知青，包括睡在后排房的指导员。等大家回过神来，寻思过味儿来，那堆东西早没影了。连长指导员们轮番询问，可到了，晓梅也没讲明白那是个人还是兽。

　　“是喽，当年动物进屋也很多见，我就在一个黑夜里进屋，让一匹小马驹贴了个大饼子，毛茸茸的，吓得我哇哇大叫。可怜那小马驹大概还从没听到过这样尖的声音，也吓得不轻，慌不迭地往外窜，到了外户地也大声地嘶叫了一下。嘻，我发现，第一个和我贴脸的，不是男人，是马！”

　　“哈哈，没把你贴成个马脸就算照顾的了。”

　　闺友间的私房话难免放肆。晓梅被盘问了很长时间。多高？多大？多重？他(它)对你做了什么？他(它)想对你做什么？说实话！不要隐瞒！我们会为你保密的。如此云云。那年月没什么娱乐活动，电影也极少看，全连就把这晓梅事件当“惊悚电影”创作了，版本一个又一个，相当于今天的“夜半惊魂”、“鬼怪惊宅”一类。

　　晓梅事件最后当然只能是不了了之。如今想起来，说不上什么味儿。幸好晓梅还算有头脑，若是经不住连轴盘问，随便咬出个人来，或是连长、指导员有私心正好想打倒个什么人，事情就必然要往坏里发展。

　　那堆灰灰的东西，如若是个人，真不知那天夜里怎样的担惊受怕呢！他干嘛溜进女宿舍？偷东西？还是想偷人？或者只是好奇？他进去多久了？干嘛蹲在炕洞边？如果说要耍流氓，怎不见他行动？或者还没来得及？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取个男性的立场，所谓换位思考。在这么个暮春之夜，他忽然有了青春躁动？于是蹑手蹑脚又怦怦心跳地踅进了女生宿舍，想干点什么却又害怕，便选择了静静地蹲在那儿，蹲在一片此起彼伏的轻微的女子鼾声之潮水中，沉浸，沉沦，迷醉，迷失，体会着自己身体的蠢动，直至一声尖叫叫得他灵魂出窍。

　　我曾拿这“夜不闭户”的问题求证过许多北大荒战友。我们真的可以认为我们经历过夜不闭户的时代？或者不能这样认定？或者，我们经历的只是赤贫到可以夜不闭户了？不然，就是“禁欲”还真能奏效？我们都曾经有过在车站、码头，枕着行李袋睡上个两三天的。我们都曾经有过行到某处就借住在人家家里的。“夜不闭户”与这些事情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了一个一言难尽的时代。

　　大雄后来为我补充了另一个实例：他们连里由一位牡丹江女知青负责烧炉子烧炕(也算是对知识青年的“起用”)。他说这位女知青长得好看，为人又好，让一个北京知青爱慕不已。有一天，他半夜候在她烧炉必经之途，上去亲了她一口。那女知青觉得奇耻大辱，告到连里。连首长还是很欣赏北京知青的才学，采取了保护措施，大事化小，只是找他谈话警告一通。

　　煮豆燃豆萁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曹植的“七步诗”，以煮豆比喻兄弟相煎的险恶关系，人人皆知。本文欲将“七步诗”里已经弄成引申义了的“煮豆燃豆萁”者，回复它的本义：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

　　北大荒秉承天之美意，拥有一大片肥沃而平坦的黑土地，黑得冒油。天让这片土地适合种豆，金灿灿的大豆。大豆是北大荒的主要农作物。那玩意儿我们上海叫“黄豆”，青的时候叫“毛豆”。大豆的个头并不大，别说与土豆不好比，连大渣子粥里花瓣的芸豆也比它个儿大，却叫了这么的大名。到了北疆，上海知青也改口叫大豆，普通话上海话都叫大豆了，但并不用上海土话叫“dudo”，而用类似江南官话那样叫“dado”，因为若用上海土话，就与一个用途广泛的绰号“大头”没有了区别。

　　一到兵团我们就明白大豆何以名“大”了——大片大片种植的豆，那大豆地垄之大，一眼都别想望得到边。见到过北大荒大豆地，再来看上海郊外江南一带房前屋后种的那一小溜一小溜的毛豆，心里直笑。

　　北大荒主要种植只两项：小麦和大豆。与小麦相比，大豆更娇气些个，要人伺候更多些。除了69年大洪涝，一般小麦收割都用康拜因，小麦的田间除草也多用飞机撒药，而大豆，当时田间除草的机械化问题似乎一直没解决好，所谓“夏锄”，每年谈虎色变的夏锄，锄的都是大豆地的草。大豆也不宜机械收割，棵头低，果实长得低，康拜因割不干净。“小镰刀上！”咔--咔--的，一刀一刀割，一把一把捆，一车一车运，一片一片打，这才一摊一摊地晾晒、筛选，一麻袋一麻袋地装。大豆要的人工多，因此人与大豆的感情似乎就更深一些，夏锄时豆棵透绿透绿的，闪着油光，美不胜收。蹲下身子，起手触摸，茎、叶、荚上均毛茸茸的，且非常柔软，手感极好。到秋十月，割豆时触摸到的，却极为坚硬，茎梗直，叶枯黄，荚尖锐得可以戳破你的手。如果不戴手套，你就尽等着带两只血手回来哭吧。

　　这么柔软的豆棵，硬是在风的历练中变得“坚强”，且惟有变坚强了才能“有用”，这不正是我们这代人的写照么？

　　大豆讲究“百粒重”，百粒越重，卖的价钱就越大。当时闻言北大荒大豆多出口日本，听说两麻袋大豆就能换回一辆自行车，心马上就骄傲起来了：原来我们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为祖国赚取外汇呢！如此，160斤麻袋再上肩，扛起的，就宛如一只轮胎或干脆是半辆自行车了。

　　豆类作物在农作物里是比较可爱的，溜圆，掉在水泥地上哒－哒－哒地跳动，然后再滴溜溜地滚远，很灵活的一种样子。古籍里的“豆”字原指一种器具，祭祀用的器具，博物馆青铜器里多有名“豆”者，形状与字体很像。故“豆”的原意并不是植物名，“豆子”——置于“豆”里的“子”，才是能吃到嘴里的东西。也许就因此，豆类似乎比麦子、稻子更多一些灵性。人的小名或绰号叫“小豆豆”，“开心豆”，“怪味豆”什么的很多。小时候就在书本上学到过，大豆根部有一种根瘤菌，是上好的肥料，所以大豆和土豆一样，可以在成长过程中自我营养；大豆还能够营养他者，这又是土豆所不如的。北大荒提倡轮作，常则是麦—豆—麦—杂(粮)地倒腾，大豆的根瘤菌就营养了小麦的生长。

　　记忆中割大豆的故事多了去了。那年在连队割豆，送水的迟迟不来，把大家伙渴得只好偷吃邻地的香瓜，闹出间接的人命事故，这已经写成《老瓜头·柳少爷》了。还有个故事：四班副和“小豆包”两个女知青，一边割豆一边吵嘴，“革命生产两不误”，好像为了一个什么男人。这嘴吵得极有节奏，押韵合辙一般，当与一镰一镰割豆的劳动节奏有关。而且，那天她们班割豆的速度极快，她们两个紧着撵着不说了，别的人因为乐于旁听，也紧着慢着地往前赶，那干仗吵嘴，就像是劳动号子一个样了。现在回想，那一通吵，极有水平，谱曲可歌。本人近年研究民间歌哭歌骂风俗，每每忆及这一幕，后悔当初没有记下来。

　　大豆多，豆油便也滚滚。连里有时轧得多了，就动员各家各户挑回去。人口多人口少的，每家都会起两个大桶来挑，跟挑井水一个样。半粒豆、碎豆用来轧取豆油，还可以做豆腐，水豆腐干豆腐我们当年吃了不老少。就这样，“残疾豆”还是用不了，有时就让我们用木橇摊摊平——垫仓库！譬如三合土、小石子一样。上海人舍不得，抓点来煮煮酱油豆什么的，心里馋着上海的“黄豆蹄髈汤”。回上海时到仓库里提勒两袋，也算不得偷的；即使算偷，也跟偷了几把土差不多。

　　大农业呵，动辄一个大。这个“大”字，给予我们人生的奠定，实在是太重要了。同时，我们青春岁月的饮食，虽则单调，但不缺营养，不缺油水，也为我们奠定了健硕的体魄。不肯定这一点，是没良心。

　　1995年回访主要看了小麦，2007年回访主要看了大豆。在六师的万亩大地号眺望无边无际的大豆，还是看得人醉倒。一群年近六十的“知青”们，嘴巴里呜呜嗷嗷地呐喊不已，唏嘘不已。

　　弹药库与脚后跟

　　据报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的黑瞎子岛已经开放游览，一条线路七大景点。心里特兴奋。不禁忆及1969年在黑龙江参与备战的种种趣事来。那年珍宝岛战役打响后，整个兵团紧张起来。我所在的连队其实离珍宝岛远了去了，不知怎的也建了一栋弹药库。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将一箱又一箱沉甸甸的子弹扛进库里后，战争对于我们，就变得真实起来。黑瞎子岛、吴八老岛、珍宝岛等名儿，真是那时听得耳熟能详的。

　　连队首先建立两支武装排，武装男排和武装女排，还得学几句俄语，“站住！”“缴枪不杀！”“珍宝岛是中国领土！”然后发枪练枪，严阵以待。知识青年争先恐后报名，却不是人人都批准。那年月，最怕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被打入“另册”，这样就等于宣布某人家庭出身有问题，往后是要抬不起头来的。我友正群，那天正打夜班，在麦场脱粒，脱粒机大嘴朝上，我们管那活儿叫“喂大嘴”，中间休息她回了一趟宿舍，听说武装女排的名单里没自己，便如五雷轰顶一般，等再去干活，神情恍惚，把自己的一只右手喂进了“大嘴”，从此残了。我总算有幸叨陪末座，忝列其中，发到手一支冲锋枪，番号19044，至今记得。于是天天晨起第一件事便是擦枪，天天晚上轮流着上弹药库门前站岗。

　　天气渐渐冷了。大雪纷飞之后，北大荒一派冰天雪地。热炕上睡得正香，被叫醒，一看，快12点了，赶紧起炕，端起枪，一出门就冻得嘶哈嘶哈。站岗者每人发六颗子弹，装在军衣兜里，不让直接装上膛，怕走火，说是见到敌人再装。兜里六发子弹，身后一屋子弹。俺们知道，这些子弹都要射向敌人心脏，咱眼下从事的，正是“解放全人类”的事儿，心中便满溢了英雄主义。

　　天气又渐渐转暖。一冬的岗站下来，敌人连个影儿都没看到，真让人沮丧。倒是除夕夜拉练，黑灯瞎火的，队伍拐进一片大葱地，几百号人的大头鞋踩裂了大葱管，噼里啪啦一阵响，赶上放鞭炮了，着实把大家伙乐坏了。绷紧了一冬的神经，随着大地回暖，慢慢松弛。那夜我和雅芬站岗，老鄂子跑了来。他是连里仅有的鄂伦春人，故名。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我们唠嗑，一边玩着枪和子弹，把子弹一颗一颗塞进枪膛，再一粒一粒取出来。我叫他别动别动他不听，嘴上说着没事儿没事儿，还这么顺过来倒过去地玩，说时迟那时快，“啪——”的一声，子弹出膛了，不左不右，打掉了他自己的脚后跟！鲜血染红了正在融化的雪地。

　　弹药库不久拆去了。不知这和老鄂子的受伤有没有关系。珍宝岛战役打着打着也没声儿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战斗年月，擦了几个月的枪，练了那么多次的立正稍息卧倒瞄准，就听到过一声真枪响，就看到过一次鲜血，就打掉了一只脚后跟。就那一天，有那么点实战的味道。

　　真不知道老鄂子今在何处，打掉了一只脚后跟，不知有没有影响他人生道路的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