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寒超对诗坛充满信心 称未来可能出现一批大诗人

　　半辈漂泊，一世乐观——听骆寒超微笑着述说自己“大半辈子都在各地不停流浪”的故事，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今已经77岁的他，满头黑发，声音洪亮，戴着时尚的黑色板材眼镜。

　　“我人生中最好的22年，都被浪费了，所以，我格外珍惜现在的时光。”骆寒超每天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点才肯休息，自称是个写作机器人。

　　1988年12月，骆寒超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任系主任，他的生活，才真正安定下来。而那时，骆寒超已经53岁。

　　这一切，都与著名诗人艾青有关。

　　骆寒超的事业起点是艾青。

　　因为一部《艾青论》，骆寒超在诗歌理论界崭露头角；同样也因为《艾青论》，他被打为右派22年，在乡村中学教书，在海边劳作，在草地放牛……

　　艾青在世的时候，只要骆寒超去北京，都会去艾青家里看望他。有时候，一住就是半个月，形影不离。

　　“他对我有种特殊的感情。他希望我坐在他旁边，坐在沙发的靠手上，他抓住我的手，一句话都不讲，可以这样坐上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1980年，骆寒超第一次到艾青家，就住了半个月之久。

　　或许是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相同的追求，第一次的谋面，就让他俩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现在大家讲起骆寒超，就讲《艾青论》。实际上，《艾青论》只是我的一部分。”骆寒超有些委屈。

　　作为国内著名的诗学理论研究者，骆寒超的研究，是从《艾青论》起步的，但他的成果远远不止这一部。

　　最近，骆寒超在继续《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的写作，大约160万字。

　　“另外，《中国诗学》的第一部《诗体论》已经出版了，第二部是《诗质论》，第三部是《诗潮论》。每部三卷，共9卷。”说起自己的学术研究，骆寒超一脸神往。

　　临走的时候，骆寒超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当《中国诗学》9卷都出齐了，我就可以跟这个世界告别了。我不看电视，对旅游也不感兴趣，对我来说，无非是想把自己的理想完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记者 王湛 实习生 毕彩霞

　　从14岁起，骆寒超就开始写诗，一直到现在，他仍然坚持创作。

　　16岁，骆寒超就在报纸上发表诗歌了。

　　“本来是一心想做个诗人的，但进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系主任说，你们不是来学写诗歌的，你们是做文学研究的。”

　　从此，骆寒超就开始了研究诗歌的漫漫生涯。

　　“诗歌不再发表，但写还是写的。”骆寒超说自己有个特点，就是干一件事情，就一定干到底。

　　所以，从艾青开始，白莽、郭沫若、鲁迅、何其芳……骆寒超把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名诗人们，都研究了一遍，并写出了多部专著。

　　(以下记者简称“记”，骆寒超简称“骆”)

　　记：看您的简历，觉得您的人生还算一帆风顺。但熟悉您的人，都知道您有一段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

　　骆：可以说在南京大学毕业之前，我确实顺风顺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1957年的那个夏天。因为倾心于诗歌而崇仰了艾青，也因为崇仰了艾青而完成了11万字的题为《艾青论》的毕业论文。但未等答辩，艾青就遭受了政治冤屈，而当时正处毕业分配的我，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我被分配到温州近郊的永强中学，开始了漫长的教书生涯。那时我才22岁。

　　记：当时，除了教书，您还被发配到海边劳动，种了很长时间的番薯？

　　骆：是的。当时茫茫的海滩上种了一地的番薯，我要把番薯藤都翻一遍。夏天猛烈的太阳下，没有水喝，就喝泥沟里的水。那种寂寞，你很难设想。

　　记：但您不仅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还翻译了很多诗歌。

　　骆：我的确是一直试着翻译诗歌，特别是俄罗斯一些诗人的诗歌。

　　同时，我也写了不少学术论文，比如《臧克家论》、《郭沫若论》。还有关于新月派的徐志摩，现代派的戴望舒等人的诗歌研究。

　　总之，在动荡的青春年代，我一共写了大概100多万字的学术作品。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我积累了诗歌方方面面的知识。

　　记：您当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骆：我一边认真劳动一边想，只要我好好干下去，总会给我摘掉“帽子”，总会好起来的。等我自由了，我要先看哪些书，要写些什么东西，要做哪些事情。这样不断地规划自己的一生，漫长的劳动也就过去了。我没有把自己拖向绝望，把精神拖向颓唐。

　　记：对您来说，艾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或者说，您的命运都和艾青有关。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艾青的？

　　骆：大概在1951年，我在杭高念书的时候。

　　第一次读到艾青的诗，那首诗叫《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但艾青是什么人呢？我不晓得。我看他的诗充满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充满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就深深地爱上他了。

　　我读到《大堰河——我的保姆》时，非常激动。艾青笔下的农村，同我家乡很像。读他的诗，使我回忆起了自己的家乡，虽然我在老家诸暨枫桥镇只生活了很短的时间，12岁便离开了，但我的确很爱这块土地。

　　记：艾青的诗歌里，最吸引您的意象，是什么？

　　骆：土地、河流、太阳。

　　“土地”情结是对国家、对家乡、对劳动者爱得深沉的隐喻。

　　艾青诗歌中的河流、渔夫漂泊的生活，也让我很有感触。直到今天，我始终感觉我还在流浪。我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流浪了，但我的灵魂仍然在流浪。

　　我还特别爱艾青的太阳情结。这里有一个想象逻辑：光明一定会来到。艾青的这种想象逻辑影响了我，所以即使我被打成右派，受尽屈辱，但我深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记：诗歌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骆：诗，给我的灵魂以安慰。

　　我每天都要读诗，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诗歌，是我不能缺少的灵魂维生素。实际上，我对诗歌的学术研究，已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可以说，诗是我的终生伴侣。

　　记：现在诗歌处于一个越来越边缘化的地位，您怎么看？

　　骆：在我看来，诗歌不是边缘化，而是中心化了。社会生活安定后，人要心灵化。诗歌是心灵的真实表现。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写诗，这个现象，就是诗歌中心化的表现。

　　记：有一种说法叫愤怒出诗人，就是说，在艰辛困难的时代，会出好诗。您说现在“诗歌中心化”，但当今社会并没有出现好诗。

　　骆：我觉得现在的形势很好啊，各种各样的写法都出来了。诗歌表现方式自由了，到一定时候，就会有大诗人出现。也许过不了十年，二十年，世界级的大诗人都要出来一批。

　　记：2010年，您推出了《骆寒超诗学文集》，是将传统汉诗与新诗研究打通的学术研究，主要观点是什么？

　　骆：我认为诗体是诗歌结构、语言、形式的总称，因此把《汉语诗体论》的三卷本分别命名为《结构篇》、《语言篇》、《形式篇》。

　　我提出了一个看法：特定的思维方式决定着特定的诗体。

　　思维一般是两类：神话思维与逻辑思维。古典诗歌主要是神话思维的产物，新诗则受西方影响偏于逻辑思维。这是探求汉语诗体中，十分新颖的一个视角。

　　记：中国新诗的历史大概有一百年左右，作为诗歌评论界前辈学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与发展变化？

　　骆：中国新诗有93年历史，的确有许多骄人的成绩。五四初期讲人性，人道主义，以此为基础，来确立我们的新诗，并延伸出个性解放，非常可贵。

　　很快，诗歌就“政治化”了。

　　当然，在特定时期为政治服务，显示政治倾向，是必要的。但是，当“救亡图存”成为诗歌的全部方向后，另一种影响就出来了——诗歌失去了自我贴切的体验。这一点，使新诗在很长的时间里，走着一条狭窄的路。

　　新中国成立后，这条路走得越来越窄。所以在四人帮打倒以后，我们重提诗歌的自我追求。

　　新世纪以来，我们的诗，开始追求自我感受。我觉得，不管什么风格的写法，都应该允许，无可非议。

　　骆寒超

　　诗学理论研究者、诗人。原名骆运启，笔名伊频，1935年出生，浙江诸暨枫桥人。曾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专著有《新诗创作论》、《骆寒超诗论选》等。

　　骆寒超对艾青的研究，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艾青传》，是对艾青创作道路的述评，以史带论，全面考察了这位革命诗人一生的行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