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称当下中国文坛乌烟瘴气：太关注现实的东西

　　在泛娱乐化时代，作为文学王冠的诗歌将何去何从？在唯“钱”是问的当下，如何实现诗意的安居，何处安放我们心灵的家园？9月10日下午，在杭州举行的首届大运河国际诗歌节迎来了第一场高峰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诗人、小说家、学者齐聚一堂，在曾走出过潘天寿、林风眠、艾青等人文大师的中国美术学院，展开了主题为“诗歌——存在与艺术的母题”的研讨交流。历时近4个小时的座谈会，文坛宿将与院校名师纵横捭阖，时有精彩的观点碰撞，堪称西子湖畔一次难得的高手过招。

　　◎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樽 文/图

　　◆严肃文化和商业文化形成对立

　　新世纪已进入了第二个十年，面对诸多棘手的新问题，中国文坛在认知和创新上有着怎样的建树与困惑？文学评论家、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李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认为，对于21世纪的内涵，我们的思考远远不够，置身在全新的时代环境里，“包括我们对文学艺术的很多看法，其实都还是在20世纪。尽管上个世纪的很多东西在这个世纪有延续，但是仍然应看到20世纪所没有的新的时代特征。” 李陀用“文化的全面分裂”来形容21世纪正在展开的特点，与以往世纪不同的是，21世纪的分裂扩展为文化的整体的、全面的分裂，“尤其表现在文化的娱乐性，文化的普及性和严肃的、高级的、高雅的文化之间的很难协调的这种分裂。由于市场经济的急速发展，不仅给世界的经济、政治带来了非常深的变化，也给文化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之一就是文化在文化工业的支持下对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或者叫统筹，使得严肃文化和现在所看到的商业文化之间形成了非常严重而且不可调和的对立。”这个对立，使得诗歌、艺术、绘画都面临一个完全新的环境，“文化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很严重的分裂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诗歌正在面临着被娱乐化，被进一步地商业化，被进一步地通俗化的危险境地。”李陀认为，这个危险是当年李白、杜甫们没有遇到的，在这种文化的深刻全面的分裂情况下，诗人、艺术家、艺术爱好者都有责任，或者有义务想办法，不但要保存传承一个社会所必需的高雅的、高级的，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文化，而且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出更多的好作品，出更多的传世之作。

　　李陀举中国电影为例，“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电影就像今天的中国足球一样令人绝望”，曾经很有追求的一批名导演“他们走向了另一面，原来他们拍的片子不是这样的，他们当时的生活理想不是这样的，他们那时候的梦想也不是这样的。”这种改变在文学领域和其他艺术领域都存在，“本来分裂是好事，但现在全面的分裂造成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一方要吃掉一方，使得历史上存在的分裂和对立不再存在，这种危险是非常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诗人、艺术家、作家应该有责任在这个分裂和对立当中做些选择，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李陀欣慰地透露，自己身边的西川、翟永明等优秀诗人都在一直努力，通过长诗的创作，探索新的诗歌观念和新的诗歌技巧，这一类的努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被文化挑动起来的欲望太多

　　著名诗人、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西川坦称，他对这两年的国内外当代艺术有强烈的“疲惫感、疲倦感”，“我不愿意看，因为我知道我看不到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他批评很多当代中国艺术家都在靠投机取巧“走捷径”获得成功，“哪个国家的艺术家也不像中国的艺术家这么集中地出现在时尚杂志上，连时装发布会上中国的艺术家们穿戴、接触的人，和谁拍照、登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赞美词都已经是一个套路了”，一位美国诗人曾对西川说，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应该是出狄更斯的时代了。西川说我们下一代也出不了狄更斯。西川认为，在如此状态下，作为艺术家或作家，如何展开创造力至关重要，“在你和传统之间建立的关系，不应是一个简单的继承关系，而应该形成一个真正的对话关系，一个艺术家和另一个艺术家，能不能形成真正的对话关系，在这种对话关系当中也可能你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是找到自己的一套语言，哪怕是找到自己的一个词也好。我们可能会受制于很多东西，但也许我们能够从这些受制的东西获得某些灵感，也许能够从困难当中获得某些灵感，也许能够从即使是非常小的教育当中的环节，获得自己的灵感。”

　　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格非表示，他对当下中国文坛的“乌烟瘴气”非常不满，他认为，“没有新东西出现，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太关注现实的东西，太关注民族、专家、个人、团体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被这些东西搞得筋疲力尽，其实我们很少去关注这些东西背后有什么存在。”他说，“从来没有觉得国家与国家之间，语言与语言之间像今天这么深，也许到了一个时候，重新来看待我们背后的东西。”通过自己前不久到新疆、印度的游历，格非称，“我们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最过剩的就是文化，文化这个东西原来是宝物，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负面的东西，文化在消耗这个世界，在产生很多根本没用、多余的东西，产生大量的符号，培植人的欲望，我们的欲望完全是被文化挑动起来的。我们需要这么多的东西吗？文明也好、文化也好，确实到了一个关口，所有的艺术家应该为这个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重新认识旧有的观念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葛加峰以他在莎士比亚故居后花园里面见到泰戈尔的塑像为例，认为“中国的诗歌也许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取法的对象更多元一点。”

　　这个话题引起了西川极大兴趣，他指出“我们提到东方的时候，有时候会陷入到一个状态——我们越强调东方越是有西方渊源意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而说到泰戈尔在中国，西川和诗人、批评家欧阳江河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泰戈尔被过度解读的问题。西川认为，泰戈尔是由冰心、郑振铎翻译成的，西川介绍说，在当下的印度，都在重新整理泰戈尔的著作，这跟我们呈现出来的泰戈尔诗歌是有很大的不同。

　　欧阳江河对现在还用徐志摩时代的语言说话颇为不屑，并指斥对泰戈尔的歪曲，认为冰心、郑振铎意义上的泰戈尔是非常局限的，“冰心的语言，用的是儿童的、透明的、非成年的，某种意义上是‘永远的文学青年’的语言，在历史演变中就变成了小资的语言。”欧阳江河认为，把诗歌当成是历史内涵的东西，是一个美的语言，优美的、抒情的，让我们感动的符号是不全面的，“诗的概念变了，诗歌本身已经包含了反诗歌的、非诗歌的东西”。欧阳江河称，我们不是单纯地去反对消费、反对资本，或者是反对商业化，“而是要确保在商业化和消费的这些所谓媒体意识形态塑造的西方意义上的种种东西之外，我们要确保一个异端的不是主流的东西存在。这可能是最低限制，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我们可能就愧对这个时代……哪怕我们不能战胜商业、庸俗和娱乐，我们有责任保持一点和它不同，而且让它尖锐，让它是醒目地存在。”

　　◆呼唤有灵魂的文学

　　在这个文化纷杂的时代，当下中国文化的特点在哪里？中日双语诗人、日本文学翻译家田原有自己的思考，有人曾说欧洲有原罪文化，日本有耻文化，那么中国是什么文化？田原认为：“我觉得其实中国古代是诚文化，但是诚在中国的当下已经不重要了，中国的文化目前可以说是一个空白。”被世界广泛阅读的小说家中国还没有。“田原说他曾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解释灵魂》，“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诗歌、绘画，还有作曲，应该是给灵魂的解释，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更强烈一些，可以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质量。”田原认为，中国产生不了大作家，除了语言的封闭性之外，“还在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对我们自身灵魂、生命的思考，我们在一些最微妙的细节做得不够。”有些在国内可以奉为一流的大师，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就变成了三流，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些诗人的作品还缺乏文学艺术的普遍价值、普遍性。”

　　俄罗斯联邦功勋学者、教育家、文学批评家弗·维·阿格诺索夫非常认可研讨会的命题，他举一首俄罗斯诗人在美国创作的诗歌说明，语言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一切有生命之物都会老化。诗歌是富有生命的，小说应该也是富有生命的。他表示，完全赞同这么一个思想——就是艺术家首先是诗人，而诗歌是有生命的。”

　　杭州诗人潘维特别说到诗歌中的灵魂问题，他认为大家热爱诗歌和谈论诗歌都希望找到诗性，而诗性其实就是灵魂。“你的诗歌当中发现的并不是别的东西，是一颗灵魂。这个灵魂是重新被创造的，这就意味着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要承担很多东西，你才能重新塑造，否则，你是不可能进入到灵魂的创造里面去的。”他认为，创造一种文化的灵魂，一种心灵的认知世界的目光，才是当下诗人最该被看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