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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不只“青赤黄白黑” 间色:卑微者的绽放

2012年11月21日 17:54 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参与互动(0)

戏衣缤纷。“霓裳”一词,应该就是这个模样。浙江遂昌大柯村婺剧团的演员们,穿着戏衣走下舞台,在家乡老屋前排成雁阵。嫣红、雪青、天蓝、葱绿,簇拥着高贵的黄,行头的样式脱胎自古代,颜色则除了黄色以外,都是不适合做正装的“间色”。摄影/刘智宁

间色:卑微者的绽放

  在颜色上作文章,不只限于青、赤、黄、白、黑五色。

  两年前,上海世博会天津馆礼仪服装的设计让我印象深刻:玫红衣裙点缀着同色的水纹绣,浓酽而明媚,宛如水塘里最艳的一支荷花。这种用色很大胆,弃用了正红,结果反而成了设计的经典。

  灵感来自当年的流行色吗?主创设计师谢朝解释说,它完全脱胎于传统的色彩文化。

  原来,除了五色观以外,中国人的色彩观念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正色观。这是一门在众色里分尊卑,辨主从的学问。

  简单来说,喜庆的红不能随处使用。展馆内的礼仪服务人员,“服务”是其职业特质,展陈是主,而服务是从,礼服用正红便会喧宾夺主。与“正”相对的是“间”,间色指相互混合的颜色。在传统文化里,正色比间色尊贵,玫红是红色系统里的一种间色,有着红的属性,等级却又比红色低,揣摩它的象征意味,就显得既热烈,又谦逊。

  设计师的解释富有哲理,但五色以外,有多少间色?衣冠古国又如何调理好复杂的颜色关系,成了我心中五彩缤纷的新问号。

  “色”的大跃进

  19世纪的德国眼科专家马格努斯,分发给传教士、殖民官和商人一份包括十样颜色的色卡,让他们带给世界各地文化不发达的土著居民,反馈回的结果出奇一致,部落人几乎都懂得用语言来表达红色,对紫、棕等色彩却产生表达困难。

  更有趣的是,他还认为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可能只懂分辨黑白两色,是重度“色盲”。因为,大诗人荷马只有在区分光明和黑暗时才描绘“色彩”,而且从没有明确指向哪种颜色,这足以说明人类在慢慢进化中,才对色彩有所感知。

  中国的甲骨文部分证明了这个理论。甲骨文中的颜色字甚少,只有赤、黄、白和绿四种。对于身在“正色”中的赤、黄、白出现,都比较好解释:大自然的原色最醒目,最刺激人的视觉,也最先被记载下来,它们或者和祭祀之物有关,或者直接表达颜色。

  但“绿”这个字就发人深思了。如果按照现代色彩学的认知,绿是蓝(青)和黄混合而得的颜色,它是间色,古今一致。森林蓊郁、春色撩人,绿色理应被最早感知,这不奇怪,但分析这个字的结构,竟然和“丝”有关,很可能就是指一种由草木汁液染成的丝帛。再看另外一个甲骨文字——“染”,分为“水”、“又(取)”、“木”三个部分,因此被推断为取用草木汁液。这两个古字相互联系,一幅“先人洗染图”跃然眼前。

  事实上,不独是“绿”,先民时代的间色,在周朝时爆发性增长,几乎都和丝织相关,也和官吏有关。

  相传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他派出治民的有风后、力牧、常先和大鸿,但是领土扩大、政务增多,官职就必须随之增加。大连大学人文学部研究专门史的李大鸣,对此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周代开始,为了区分越来越多的官吏等级,就让他们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最初的颜色无疑只有几种,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染色技术必须发展,来完成赋予它的新使命。

  比甲骨文晚一些的周代金文里,赫然出现了“红”和“紫”两个字。“红”在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中被解释为赤白之帛,又有注解类似桃红和粉红,可以推断是用赤、白两种颜料相配得来;“紫”字也有丝的偏旁,《说文》将其解释为青赤之帛。在记载中,周王室有两个重要的职位——“掌染草”、“染人”,前者负责研制、供应各种合格的染料,后者则需要按照官制所需,不断染织出色彩合格的衣料。

  战国文字更绚丽了:缇,帛丹黄色,应该是艳丽的橘红色;缥,帛青白色,这是一种烟岚般雅致的淡青色。此外还有“缲”,帛如绀色,也就是一种微微带红的黑色。而“绀”字,释为赤青之色。这种两字混同解释的情况,说明当时的色彩差异已经细微到难以辨别了。

  为什么中国的颜色字里,常常有“丝”相伴,历史的谜底就这样揭开了。中国是丝织的国度,最早的丝绸文明,也是颜色的文明、间色的文明。

  比附五色,尊卑相争

  周代的衣冠制度刺激了间色的诞生,无疑是出于礼的需要。但周朝至汉代,最至高无上的色彩还是青、赤、黄、白、黑五种正色,它们是审美的最高规范,从骨子里面,中华五色系统还是排斥、贬低复杂色相的。这一点《诗经》里的一首“悼亡诗”——《绿衣》也可以证明。

  对亡妻饱含深情的主人公,睹物思人,感伤无限,一袭绿衣摆在他的面前:鲜绿为表,黄色作里,上为绿衣,下配黄裳裙。在今天看来,妻子的这套衣服相当漂亮,但宋代儒学家朱熹指出了一个问题,黄是中央之土,是纯正、端正之色,也即正色。绿却是从黄、青搭配生出的“不正之色”,也即间色。间色在外,正色在里,间色在上,正色在下,在尊“礼”守“序”的古人看来,这无异于以下犯上,这和周代的服饰制度、穿衣习惯都不符。

  为什么《诗经》里会有这样一首诗?

  中国社科院的哲学教授刘绪义认为,这首诗可以这样翻译:绿衣绿衣,黄色怎么成了衬里?我心悲伤啊,何时才能停歇?绿衣绿衣,黄色怎么成了裤子?我心悲伤啊,何时才能忘记?原来,这是诗人在春秋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警醒世人重整纲纪之作。颜色作为如此重要的象征,这无疑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

  间色卑微,甚至被称为“奸”色、邪色、坏色,这出自汉人孔鲋所辑《孔业子》一书,为教育后世的孔子家语。它的道理是:杂乱就会造成人的昏乱与错误,人应该目不观不好的颜色,耳不听淫邪的声音。在古代汉语里,间训为“隙”或“厕”,难登大雅之堂。

  古代的人重视马政,将道路都称为马路。农人处置农田里收割后的秸秆,往往是一把火烧为灰烬,但怀孕的母马会因灰流产,所以古代都会对烧灰做出规定。中国人天性里有种务实的吉祥观,灰因此被看作是不吉利的,连同灰色也受到了牵连。

  到了明代,人们论定瓷器的好坏,还会加上如下标准:色如胭脂者为上,青若葱翠,若黑色者次之,杂色者不贵。

  这不禁让人为中国的历史捏了一把汗,它会不会因此单调得一塌糊涂?仔细在历史中寻觅,位卑的间色,并非毫无生存空间。

  公元前2世纪的长沙相利苍和他的夫人,深好绫罗绸缎,他和家人的墓葬——马王堆汉墓,把最奇幻美观的西汉丝绸留到了今天,看到它们,就仿佛艺术从心田涌出,美一下浸透了双目。

  一些图案密布的织锦吸引着我,我看到上面流动着细如蛛丝的线条,凝结着阔若花瓣的色块,弥漫着藤蔓一样的云气,奔跑着引颈疾行的瑞兽,它们全都不可避免地使用了间色。其中一件深黄绢地的信期绣夹袄,布满朱红、红棕、深绿、深蓝的图案。另一件黄色绢地的长寿绣片,又呈现出不同色调——浅棕红、橄榄绿、紫色和深绿。

  我请教过专门研究丝绸文化史的袁宣萍教授,汉代织锦强调仙界祥瑞,又是五色观确立与盛行的时代,汉魏时期的织锦为了迎合这种审美,也盛用五色。他们甚至将五色丝线一起作为经线加以编织,需要哪个颜色,就单独放在上方。不过,五色的内容被偷天换日,成为了蓝、红、黄、绿、白色。以蓝代黑,以绿代青,来比附五色。

  西安美术学院的彭德教授在《中华五色》一书中这样总结:古文献中的五色一词,未必特指青、赤、黄、白、黑这五种正色。比如花中五色是赤、黄、白、紫、红;染织五色,通常不包括丝、布之白,而指青、赤、黄、黑、紫,或青、赤、黄、紫、绿,或青、赤、红、紫、绿。

  女子也爱以五色为名——红拂、绛仙、丹霞、紫光、碧玉、青童、素女。看,其中的 红、紫、碧、绿都是间色。

  间色与杂色混称五色,既表明五正色不能概括各种颜色,又表明国人喜爱攀比、附会,将各种不同等级的颜色拼凑为五色。

  这类微妙的举动推而广之,暂时为间色打开了一条出路。

  (节选自《中华遗产》2012年第11期 撰文/纪学艳)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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