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雯丽谈新书《姥爷》：我想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姥爷和我，一个九十岁，一个七八岁，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扶持我长大，我陪他走完人生的路。我想把这种生命传承的爱写出来。”蒋雯丽在新书《姥爷》的序言里，这样表达了她的写作初衷。2009年，蒋雯丽首执导筒，自编自导了电影《我们天上见》讲述她和姥爷的故事，把那一代人的生活清晰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其中浓浓的祖孙情感人至深，耐人寻味。这部电影虽然在国内院线仅停留了几天时间，但在韩国摘得釜山电影节“最受观众喜爱电影大奖”，在业内广受好评。

　　《姥爷》作为蒋雯丽首部散文随笔集出版，在电影《我们天上见》剧本的基础上，以她内心积淀30年、对姥爷的真挚情感为依托，添加诸多生活细节，讲述一段童年往事。从幼年时期，年近八十岁的姥爷照顾她——帮她洗澡、给她喂饭、带她上学，到文章最后姥爷弥留之际，生活不便、反应迟钝，她给姥爷喂饭、帮姥爷洗澡、照顾姥爷……蒋雯丽用看似清淡的笔触，娓娓道来，书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但是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淋漓尽致地流露着触动人心的情感。忆及姥爷，蒋雯丽言谈间感情流露，很多年来，在她心中仿佛姥爷并没有真正离去。她说：“姥爷一直在帮我，从小时候带我长大，到我考电影学院讲述姥爷的故事被录取，再到第一次导自己的电影，出版第一本新书，我的每一步都跟姥爷有关，每一步都是爱。也因为这些爱，让我看世界的眼光没有那么功利、浮躁，相对单纯、平静。当我十三岁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内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雯丽，你的童年从此结束了。’”

　　近些年名人出书，回忆亲情趋势渐暖。从倪萍的《姥姥语录》到龙应台的《目送》，再到蒋雯丽的《姥爷》，叙事者都共同讲述了自己与家人的亲情故事，字里行间对家人充满感恩。即使身处再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人与人之间亲情仍然是可以共通的。在中国，亲情的关联是难以分割的，也因此，亲情的故事更能引人共鸣。正如蒋雯丽所说的一样，“我们天上见，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天上见，而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更好地与父母相处。”

　　我想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记者：从2005年到现在，似乎追忆姥爷与童年，占据了您生活中很大一部分，先拍了电影《我们天上见》，又写了《姥爷》这本书。

　　蒋雯丽：我想让自己静一静。回忆儿时生活画面时，我发现虽然那时我们没有那么多吃的、喝的，但是生活也很快乐，有点像田园般的生活。我想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一种归属感，寻求生活的目标，是一个寻根的过程。

　　我从小跟姥爷一起长大，对姥爷的感情一直在心里。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这是我的一块儿心病。没做演员以前我就想写姥爷，但功力不够难以实现。2003年，我拍了三部电视剧一部电影，整个人都要累得崩溃了。于是2004年基本没有拍戏，完全调整自己。就在那一年，我在想，身边的人包括自己都像蚂蚁一样，都在忙什么？活着，为了什么？要是明天真的死了，今天我们会为什么而遗憾？我告诉自己，首先我喜欢西方艺术，于是就去了欧洲，一个一个博物馆去看，感觉真是太棒了。其次便是这个心病，表现姥爷，表现童年岁月，没有什么得失，哪怕做完以后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可，但却是我最想做的。

　　记者：这本书在电影之后，但不是按电影书的出法，而是另起炉灶又写的一本散文回忆录，这是拍电影前就有计划的吗？

　　蒋雯丽：不是，这本书多亏六六(编剧)老师。我跟她一起参加“白玉兰奖”，我们俩都是评委，我说你看过我的电影吗，她说没有，我送她一张碟，“白玉兰奖”结束的时候，她看的，她给我打电话，说感动得一塌糊涂，这个电影这么感人，大家怎么不知道呢，她觉得很遗憾，我说因为我们是小成本电影，没有宣传的经费，上映的时候在有限的范围，场次也少，影响力不够。她后来建议我说，你出一本书，把这个电影碟片放在后面。我看国外也是一个电影上来以后，就配着剧本，里面还有很多的剧照，这样就出一本书，我以为是这个形式，想着也挺好。后来和出版社一聊，编辑说读者读剧本不习惯，量也不够，还得写。因为这个就开始了，历时了两年，我一直在拍戏，抽空写，比如说度假的时候，到哪都带着电脑，很多是在剧组。我自己觉得有点遗憾的地方就是零零碎碎的，要是能够有一段时间，一两个月，只做这件事，有可能就能更尽心。好在我不是一个讲故事的方式，是散文性的，感受性的，想出一段写一段。

　　记者：文字和影像的表达差异在哪里？

　　蒋雯丽：文字更自由，你可以想哪写哪，影像要实现，需要很多的条件，我在写剧本的时候，这个我拍不了，你会想到实现起来，比如说经费达不到，比如说审查通不过，你都会想到这个问题，文字相对也会有个别的地方不敢完全自由写，总之还是比较自由一些的，空间更大一点。

　　记者：第一次用文字创作，会忐忑吗？

　　蒋雯丽：我其实从小其实就挺喜欢写东西的，我也很坦率地讲，这个写东西就多写，写着写着就对文字有感觉了，熟，熟练，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我原来是写点东西就扔了，没有保留。写作是一个特别愉快的经历，写剧本的时候，我特别能感受到，一开始不知道剧本会往哪个方向发展，结构是什么样的，写着写着它就像有生命一样，带着我往下写了，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跟随着这种感觉往下走，有时候它在引导着我，都是我没想到的，我的体会就是，有些导演的作品就像孩子，你给他一个土壤了，他就开始自己长大了，这个书也是这样的。

　　记者：您的文字风格特别像水墨画，是随意而就，还是有意为之？

　　蒋雯丽：是这样，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上中学的时候，或者是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形容词，特别喜欢用华丽的辞藻来表达，写出华丽的话，觉得自己有才华，但是后来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吸引我的文字反而不是靠这些，太华丽的辞藻让人觉得浮躁，看的实际是内容。

　　姥爷去世我的童年就结束了

　　记者：童年的蒋雯丽，是怎样的？在书中，您写道：“姥爷离开的那一刻，有一个声音告诉你‘我的童年结束了’”，看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童年似乎是不知不觉就结束了，甚至找不到一个节点。从这个角度说，我很羡慕您。

　　蒋雯丽：童年的我是一个忧郁的小孩，不太跟外界打交道。比较爱幻想，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姥爷去世时我嚎啕大哭，似乎在跟自己的童年告别。我想每个人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童年，不愿意长大，但是你被迫长大，被迫去接受你不愿意接受的东西。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无法改变的。

　　记者：书里写和姥爷分床睡的那段特别感人，那个年代的人或都有类似的经历。

　　蒋雯丽：我生下来就跟姥爷睡在一张大床上，一直到姥爷快住院前几个月。姥爷夏天给我扇扇子，一夜不睡，怕我热，睡着了，扇子掉了，拿起来再扇。冬天给被子里放上热水袋，早上起来把棉袄棉裤烤热了，再叫我起床，老人对小孩的爱，点点滴滴的。突然跟他分床睡觉，对我来说特别接受不了，我在外面哭，姥爷在里面哭，姥爷说门开着，就像没分开过一样……

　　我跟姥爷睡在一起，就跟老人特别近，那时候的家庭条件小孩没有自己的房间，都是跟父母或老人住在一起，睡在一起，这也是特别好的建立感情方式。

　　所以后来我自己有了小孩，我知道跟一个小孩能够睡在一张床上，那种感觉特别近。

　　记者：书封上有一段话，“我其实，没有那么悲伤，不是爱不够深，而是我相信他的灵魂去了天上。”这是您当时作为小女孩的时候的一种想法，还是后来慢慢的？

　　蒋雯丽：姥爷去世以后，我第二天就生病了，得了心肌炎，也可能我在雨里淋了一天，我妈妈认为我是悲痛过度。我自己觉得我并没有像妈妈说的那么悲痛，我在麦垛玩，其实没有感觉到姥爷走，他走时那个样子，脸还红扑扑的，特别亲切，一点都不可怕。小孩有时候并不能像大人一样已经完全意识到悲伤，这是第一个离开我的亲人，我对死亡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不像妈妈当时哭得不行了，我好像没有明白那个道理。我得了心肌炎，妈妈就说雯丽因为悲伤，姥爷去世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又不好意思跟妈妈讲。

　　写这本书的时候，前面写得蛮顺的，到了最后的段落，我就停下来了，最后的段落写姥爷病了，走了，我需要有一段特别安静的日子，不能在剧组，忙忙叨叨的环境里。我知道这段是最难写的，也是会最难过的一段，就有点不敢碰，拖了很长时间，直到出版社催我稿子，但其实我自己不愿意触碰这个东西了。那天写的时候，还是嗷嗷大哭，我自己在家里，哭得小孩都吓坏了，跑过来说妈妈、妈妈怎么了，一边给我拿纸擦眼泪。我想我姥爷，小孩反而过来安慰我，我就跟他讲我和姥爷的故事、感情什么的……这段写完就过去了，又不太敢碰。

　　我拍戏时爸爸都会跟着

　　记者：在写作《姥爷》的过程中，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蒋雯丽：一个女孩子的长大，姥爷像一棵大树，孩子像一棵小树，小树慢慢成长，最后大树倒下了，小树长大了。这是我最想表达的东西。同时，我也想到一种反哺之心。我们天上见，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天上见，而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更好得相见，更好地与父母相处。

　　记者：当追忆由剧本变成文字，是否又激起更多的感受？

　　蒋雯丽：除了怀念姥爷，我惊讶地发现，中国30年的变化太快了。你看我们小时候房檐下接的雨水都可以淘米，现在自来水的污染令人害怕。小时候我们吃的都是有机食物，虽然生活条件差，但姥爷还活到90多岁，很少有人得癌症。现在身边却动不动就有人得癌症走了。现在我们物质丰富了，可人们的心态、幸福指数却在下降，那时候理想主义还没有消失，但现在的年轻人却不谈理想。所以我特别希望这本书和电影能带给人们一个关注，哪怕只是一个片刻宁静，一种暂时的回归，回到我们曾经的生活。

　　记者：这本书吸引人一路看下去的并不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是感觉到您对童年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怀着浓浓的感情。曾经的生活，那个时代的人，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蒋雯丽：我的价值观是在那个年代确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一丈，这些都是很传统的价值观，现在我们却不这样讲了，这是很遗憾的。姥爷对人一视同仁，乐善好施，不管你是什么类型阶级，到我家都又很贵的茉莉花茶招待。记得有一个瘸子马爷爷，大概每星期三中午来我家要饭，每次姥爷都让我拿5分钱的钢镚儿放到他的破碗里。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来，我们还担心是不是生病了。直到现在，我在路上碰到要饭的一定会给，但大家却总认为是假的，唯恐上当。对比姥爷那个时代，人人那么穷，却没有人想着欺骗甚至拐卖孩子。今天我们富裕很多，但同时也丢失太多。

　　记者：您刚说，电影取《我们天上见》这个名字意思就是“不要等到天上见”。但是今天，我们和越是亲近的家人朋友，尤其和父母都更难相见。忙，是大家一致的理由，也算一个借口，您是否也有同感？

　　蒋雯丽：《我们天上见》电影在深圳放映时，一位观众说，我们的爱都是往下的，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再爱他们的孩子。而你却在回忆追溯，报答姥爷，是往上的爱。爱孩子是本能的，爱父母却是责任，需要被激发。孩子也是从我身上看到如何对待父母老人的，我们每年春节都陪着两边老人一起，平时尽可能和家人一起，我拍戏时爸爸都会跟着，也算借机去各个地方旅行一下，他很快乐。

　　本报记者 金力维J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