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望山河》：为普通人重构环境观

　　大地一次次震动，灾难接踵而至……山川伤痕累累，江河枯竭，湖涸淀干，乡关望断——失败和失误，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多。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朱幼棣先生的《怅望山河》给了普通读者以科学眼光思考的可能。朱幼棣，学者、作家。曾为新华社著名记者、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现为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研究员。朱幼棣在经济、地质、能源、医药、文学甚至书法等诸多方面有较深研究，《怅望山河》是继《后望书》后又一部力作。有关《怅望山河》出版的详细情形，记者专访了该书的责任编辑马春华。　

　　记者 张双

　　关于编辑心得中国北方，北京天津，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断流了。几十年里一再在治水和治污、缺水和调水、水灾和抗旱中轮回。

　　土地山林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仅仅过去几十年，人们便彻底遗忘了：“千岛湖”原是沃野，千年古城、无数村镇，沦为泽国。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着手《怅望山河》一书的编辑工作的？如何与此书结缘？从编辑到出版历时多久？

　　马春华：了解朱老师是从他的上一部著作《后望书》开始的，惋惜于那些逐渐消失的文化遗迹，而《怅望山河》可算是朱老师的“再后望”，不同的是此次关注的是祖国的大山大河。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不幸再次发生，2012年9月7日云南昭通发生了5.7级地震。悲痛之余，更觉此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重大。记者：山与河是大地的构成，本书对祖国的山河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在作者看来，我们的山与河出现了怎样的危机？作者的研究、结论是否带给您震撼和深思？

　　马春华：朱幼棣先生在本书的后记中讲述了他写作的初衷，痛心疾首于因为政绩、经济，乃至于错误的认知而对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利用。尤其是数十年来移山填河的大工程，在缺乏科学态度的前提下频频上马，按照他的说法是“‘功在当代’，愧对子孙”。

　　就我个人而言，编辑《怅望山河》的前前后后，也经历了朱先生自述的“一个人的科学觉醒”的过程。可以说，这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坚持思想独立、不盲从、不附和的思考，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震撼。震撼之余，其间对于地震预测、水利工程和人与环境的探讨和讲述，也令我这个自然科学的门外汉有机会一窥门径，非常难得。

　　关于地震预测山与河，组成了大地构造，组成了辽阔的风景。祖国的山河也是我们信仰与理想的支撑。

　　周总理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大震已经过去，解读龙门山大断裂，许多问题仍需求证和回答。

　　记者：汶川地震、芦山地震，牵动了全国人的心，作者对地震也有独到的考察，书中对此问题的探讨有哪些独到之处？

　　马春华：朱幼棣先生在书中也提到了，“听一听李四光的声音”。可以说，对于地震预测和地震的判断，朱幼棣先生基本上接受和继承了李四光的态度，即与其强调地震的不可知性，不如通过分析具体的地质条件变化来预测地震的发生。

　　在我看来，书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几点特色：其一，通过一个个的具体事例，强调地震预测是有规律可循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其二，坚决反对某些专业人员的“不可知”论调，一条条叙述地震预测的依据；

　　其三，用普通人可以看得懂的语言解释地质专业问题。在我看来，第三点最为关键，因为这也给了我们这些普通人思考地震发生成因乃至“地震预测是否是伪命题”这种问题以可能，否则，尽管地震的灾害会带来切肤之痛，对于地震研究却总是隔行隔山，只能任由某些“专业人士”操弄公众的认知，以至敷衍塞责。

　　记者：在朱老师看来，我们要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答：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的回答中已有触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成因，一方面有着中国快速工业化副作用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也有着决策轻率，对环境缺乏敬畏，对科学缺少尊重的主观原因。

　　如果说，我们不能把科学发展由口号变为工作中的现实，那么对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和利用将无法遏止，山与河对于人类的激烈报复也将绵延不绝。

　　关于环境问题2012年“到武汉看海”“北京、天津大水”“云南昭通地震”，灾难接连不断。过去五十年，黄河、淮河、长江的水浑了，海河断流了，河流不再有生命的流量。完整生态系统的无序开发，导致流域调度失灵。

　　记者：您期待此书达到怎样的目的？引导人们如何思考环境问题？

　　马春华：《怅望山河》 这本书虽然讨论的是非常专业的地质、水利、环境问题，但其叙述方式绝不佶屈聱(áo)牙，对历史的回顾、对作者经历的叙述、对错误观点的批驳，条缕清晰地廓清了人们对于相关领域的疑惑。

　　可以不夸张的说，通读《怅望山河》 将为一个普通人重构自己的环境观，更加理解科学态度对于我们国家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常说“赛先生”不是问题，“德先生”才是问题，然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也就说，应该与每一个人切身相关，而不是退入专门的机构成为谋生的工具，借用古人的说法，就是“道”的层面，而非“器”的层面，如果经过近百年的熏陶洗礼，我们的科学仍仅仅是一种“器”，那么只能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距离真正的现代化依旧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