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三义》编剧俞智先：剧中有我家的影子

　　《乱世三义》剧照

　　1948年，俞智先和父亲、三姐合影

　　1942年，俞智先和母亲合影

　　近日，电视剧《乱世三义》热播，这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一级编剧俞智先老先生的又一力作。目前，俞智先定居珠海，据他回忆，《乱世三义》是他二十多年前在沈阳开始酝酿的，“1988年，我在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时任辽艺副院长的丁尼建议我写张作霖……”

　　近日，沈阳晚报、沈阳网记者电话采访了俞智先先生，电话那边，老人家说话铿锵有力，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在沈阳长大，有着浓厚的东北军情结，有人说《乱世三义》是一出抗日剧，但他本意是写东北军，而且这部电视剧与他的家族往事颇有关系。

　　张作霖被炸时，二爷也在火车上

　　我祖上是没有随清王朝进关的满族镶黄旗人，本姓俞尔库勒，和那些后来闯关东的后裔们相比，是当之无愧的纯粹“东北人”。说到我家和东北军的联系，那就是本家有个叫俞慕谭的二爷，虽然他同我家的血缘关系已经出了五服了，但因我父亲在沈阳经商，同他的宅第相距不超过1500米，所以走动比较多。

　　二爷是张作霖的马弁，我后来在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的东北军史中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可是，从他能在沈阳大东门外的听雨胡同有一处三进四合院，是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的邻居这几点来看，他的地位应该不是普通的马弁。穷搬家富挪坟，我们俞姓祖坟在沈阳北郊郭七屯。在他主持下从老坟挪到了新坟，连买地带栽树，很大一笔费用，他一人就出了八成，我父亲出一成，其余的是本姓族人均摊。

　　我小的时候正是伪满洲国统治时期，每逢春节都要随父亲去二爷家拜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两扇大门上是有门钉门环的。轻轻叩打门环三下，就会有看门人打开门上的小望窗，确认来人身份，再开角门放行。外院很宽敞，有马厩，内院是磨砖对缝的大瓦房。通道上还有迴廊。后院是花园。照例我是年年给他磕头，二奶奶给我不菲的压岁钱，不过我不记得他同我说过话。在我的印象里，他很壮实，也很威严，即使对我父亲也不苟言笑。说话多的是和蔼可亲的二奶奶，每次都赏给我点心和糖果吃。

　　听我父亲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时，二爷本来是在张作霖身边，伺候局儿。后来，他们不玩了，我二爷见大帅同吴俊升好像有话要说，就知趣地走到后边车厢。爆炸时他被震昏了过去。等醒来后，他立即下车，看见张作霖的卫队已经在铁道两旁架起了机枪。

　　“九·一八”事变后，二爷就一直赋闲在家当寓公，不替日本人做事。不过他支持他唯一的儿子逃进关内，去追随少帅张学良抗日，不料这一去就生死不明，再无音信。他们二老只好过着富裕但不开心的晚年生活。沈阳解放那一年，他们搬去北京，临行还送给我母亲一个精致的梳妆台。

　　我出生时，张作霖已经死了六年多。可他的传说、故事却始终是东北人津津乐道的谈资话料。我是听他的故事长大的。关于他的传说，很多都带着猎奇色彩和八卦趣味。举个例子，有日本人在沈阳大北横街上打死了一个中国人，警察同日本人交涉。日本人说“不就是一个中国人吗？”赔了十块大洋了事。张作霖听说了，他让马弁们开着车到街上，见日本人就开枪，然后就放下十块大洋，结果日本人马上到帅府认错道歉。我把这事安在了唐子义身上。

　　还有，张作霖有两个图章。下面办事的人都知道哪个是好使的，哪个是不好使的。日本人常常向张作霖提出无理要求，他被纠缠不过，你要求什么我就答应什么。然后盖上他的不管用的图章，日本人拿去兑现时，下面的人看见图章就知道那是张作霖糊弄日本人的，就百般推诿。

　　我的一个叔伯姨父姓闵，是东北军的旅长。还有我继母的前夫也是东北军军官，我不方便问她那人是什么职务，可是从我继母曾经坐飞机去西安这一点上看，她前夫应该不是普通的下级军官。

　　我小时候，父亲在买房子之前租住在小东门外的一个大宅院里。房东是东北军的一个旅长刘汉章，是张作霖把兄弟张作相的内弟，是个粗人，但刚强、爽直。刘汉章同我二爷一样，也是只当房东不替日本人做事。1945年日本投降，苏军来了，三个“大鼻子”翻墙进院，被房东太太发现，对方上前就抓了她前胸一把。刘汉章从屋子里出来，出手就打了那个大兵一拳。结果可想而知，手无寸铁的刘汉章被他们拳打脚踢，躺在炕上好几天后来去世了，“睡”在了他给他母亲准备的棺材里。

　　父亲叫多隆，曾蹲过日本人的大狱

　　《乱世三义》这个剧，就我的本意说，是想通过三个名字里都带“义”字的磕头弟兄，从兄弟情义开始，发展到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再升华到为民族大义而勇于牺牲——兄弟情义、公平正义和民族大义，这也是乱世三义。能写出这部剧也源于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庭的熏陶。

　　我父亲俞多隆，满族名字叫海隆阿，其实他同“三义”一点不沾边，他没当过土匪，也没当过东北军，更没参加过抗日义勇军。可是他骨子里却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满抗日情绪。

　　我是1942年上的小学，主课是日语、满语和算术。那时我在家里念日语，父亲就制止，说“日本话不用学，过了三年用不着。”1943年日本人开始扒沈阳古城墙大东门至小津桥这一段，父亲说：“扒城不好！”谐音八成不好，暗指日本人要完蛋。后来，东北一到冬天就闹鼠疫，学校让学生打老鼠，为了记数，要上交老鼠尾巴。我父亲说：“快了，耗子尾巴，没有多大脓水了。”因为“大东亚圣战”把日本人弄得物资十分匮乏，逼着学生上交铜盆、柜子上的折页，竟连铅锡材质的酒盅都收。我父亲又来词了：“这叫末了归终！”意思是日本人要完蛋了，东北要归还中国了！

　　我父亲的经历同《乱世三义》没有多大关系，他的经历倒是有不少我用在了《走西口》里面。譬如他是从一个放猪娃白手起家成为一个资本家的，但我父亲的另外一些经历却对我写《乱世三义》有了深刻的影响。

　　有一天，我家的店铺里突然闯进来几个日本宪兵，把我父亲反绑起来，不由分说，扔进三轮摩托车的车斗里就走。从此，家里既不知道因为什么，也不知道关在哪里。只是不断地有特务和狗腿子们登门勒索。非打即骂，我母亲只得拿钱打发他们。祸不单行，家里当时大姐已经出嫁，我和我妈，还有两个姐姐全都得了伤寒，只有弟弟没有染病，可是由于惊吓，他的精神不大正常了，父亲没来得及看上他一眼，弟弟就去世了。

　　七个月过去了，父亲突然回来了，这时家里已经破产了。后来才知道，日本人抓他是怀疑他与一宗倒卖军用物资的大案有关。而我父亲对此毫不知情。这七个月中他被关在阴冷潮湿的监号里，每天两顿饭，全是一个拳头大小的高粱米饭团。监号里先进来的“老大”住在铁栅栏的边上，由他把饭团接过来，递给别的犯人。“老大”在里面住久了，身上有疥疮，手心里流脓淌水，开始两天，父亲心里有火，一看他的手就全无食欲了。可是饿了几顿，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吃那只脏手递过的饭团。七个月，过了几次堂，挨了几次打，他自己说没有受太大的刑讯，可是我觉得不会那么轻松，因为同案的另一个人——中街源兴昌老板放出来的时候，脚趾甲都被揭掉了！我还记得父亲回来的那天。人非常憔悴消瘦虚弱。我妈妈哭，他没有，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那是他男人的尊严，在我的记忆里就从来没有看见父亲流过一滴眼泪。

　　《乱世三义》的剧本曾经搁置

　　我生在沈阳，长在沈阳，不过看见的日本人并不多，邻居孩子淘气，拣了乘务员没有撕坏的电车票，领我去过日本人开的“满毛”百货公司（即后来的沈阳站第一百货公司），只见一个妖艳的日本女人站在百货门口，对进去的顾客都是一鞠躬，用日语说：“先生你好！”

　　我还在躲美国飞机轰炸的时候，在郭七屯看见过从北边调往太平洋战场的日本兵。

　　在当年的伪满洲国，一等民族是日本人，二等民族是朝鲜人，三等民族是中国人。我们连吃大米饭都是经济犯。在他们的配给里，三等民族是吃过橡子面的！为了不当亡国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这就是我写《乱世三义》绕不开的历史！

　　我写过话剧《高山下的花环》、电视剧《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走西口》等很多剧本，但很早以前，我就想写张作霖，想写东北军抗日。

　　1988年，文艺界开始评定职称，我和时任辽艺副院长的丁尼一起被封闭在大伙房水库边上的元帅林，那里是为张作霖准备的陵寝（空的）。丁尼在中国戏剧界是很有影响的，不仅戏演得好，而且是个优秀的导演，孙海英就是他儿子。

　　丁尼建议我写张作霖。回剧院后，他就给我送来几本张作霖的资料。因为受话剧形式的局限，不能超出两

　　个小时的容量，而且考虑张作霖这个人物历史评价的复杂性，我们确定只写他出世的这一段，也就是从他小的时候被仇人追杀逃出家乡开始，到他设计“救”了清朝大官的姨太太，而接受招安，违心地杀了救过他命的巨匪杜立三结束，这个剧本就是《乱世三义》的雏形，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剧一直没有演出。

　　2008年，沈阳电视台的王君到北京找我，要写张作霖，怕重大题材有麻烦，想来个迂回战术，写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可是他们联系了在美国的于凤至的女儿。于凤至的外孙女说她母亲正在病中，不愿意再提及往事，这件事只好作罢。

　　可是王君总想让我写出来这个本子，2010年，他又同我儿子俞霈来找我商量，这才定下来，绕开张作霖和他的家人，写东北军的小人物，表现大背景，于是确定了《乱世三义》的思路，俞霈后来是《乱世三义》的制作人。

　　沈阳晚报、沈阳网记者 陈馥 孙海/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