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不为人知的一面：有酷吏恶名 有拍马嫌疑

　　在我们的印象中，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是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人物，一是能写诗，“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被誉为豪放派的鼻祖；二是能打仗，“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他是武将之中写诗最好的，也是诗人之中最能打仗的，是个“跨界”的双料冠军，以至清代文学评论家陈世焜惊呼：“真词坛飞将军也！”其实除了这些，辛弃疾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维护稳定的高手

　　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的春天，安徽滁州在经过几次战火洗礼之后，城郭早成废墟，居民们住在瓦砾上搭起的茅棚里，大风一吹，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虽然几任滁州的地方领导都曾做过种种努力，但收效甚微，都没能让滁州恢复元气。百姓们十分不满，私下议论说，与其这样冻饿而死，还不如投降金人的好。消息传来，朝廷大为不安，急令官员维稳。

　　在这样的背景下，辛弃疾走马上任。他没有调动军队、官吏建立几级防控体系，严防死守，而是从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入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他的办法是“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就是降低赋税，放水养鱼，招募流民，增加劳动力，训练民兵，教给他们开荒种地。或许是他一心为民的实干精神感动了上苍，那一年滁州风调雨顺，夏粮大获丰收，温饱难题迎刃而解。这还不算，辛弃疾还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税收优惠，凡来滁州做生意的商贩，赋税按原来的十分之三征收；二是投资拉动，大搞城市建设，兴建宾馆酒楼，商品交易市场，改善基础设施；三是启动内需，从财政资金中拿出钱来，无偿贷给城市居民，让他们翻旧房，盖新房，盘活房地产市场。

　　短短几个月下来，滁州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史料记载：“自是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流亡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商人旅客也云集于此，人们精神愉快，上下和谐，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百姓因此富裕起来，“荒陋之气，一洗而空矣！”吃饱了，有钱了，社会自然稳定了，辛弃疾的维稳工作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

　　因为这次成功的维稳经历，辛弃疾被朝廷纳入了“救火队长”的名单，哪里有了不稳定的苗头，都会派他出马。

　　公元1180年，江西因旱灾而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粮价飞涨，一些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有粮不卖，想趁机哄抬价格。饥民们忍无可忍，暗地里酝酿抢粮，一场群体性事件，甚至社会动乱一触即发。在此危急关头，辛弃疾再披征袍，头衔是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第二天，在隆兴府及其辖下的县镇大街上，官吏兵丁们在忙着贴一张告示，这个告示很简单，只有八个字：“闭粜者配，强籴者斩。”凡是囤积居奇、不肯出售粮食的商人一律流放；凡是强行购买、抢劫粮食的人一律处斩。八字告示一经张贴，那些四处涌动的暗流似乎一下子凝固下来。

　　接下来，辛弃疾召开了由官吏、商人、读书人和市民等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座谈会，议题就一个，推荐精明强干、有经商头脑的人。等到这些人聚齐了，辛弃疾拿出官府中的铜钱、银器等公家财物，对他们说：“现在粮食短缺，价格很高，正是做生意的好时机，我把这些公家的东西借给你们作本金，不收你们的利息，但只有一条，你们必须一个月之内把粮食买回来，而且只能在隆兴府内出售。”这些人一听，政府作保，白给钱使，立刻争先恐后地申请报名。

　　没过多长时间，一船船的大米就接踵而至，粮食一下子供给有余，粮价因此也应声而落。老百姓度过了饥荒，社会不稳定因素也随之消除，隆兴府的社会秩序回归了正常。

　　维护社会稳定，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难题，辛弃疾显然知道，社会不稳定因素，说到底就是一个利益问题，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不光要用政治手段，更要运用经济方法，利用经济规律，通过市场运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患难与共的朋友

　　在南宋，辛弃疾最崇拜的人，是大学问家朱熹。他曾写诗给朱熹祝寿：“历数唐虞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意思是说，从古代的圣王尧舜数起，千百年来，像您这样的人物只有两三个人而已。在他看来，朱熹不仅可以成为自己的老师，甚至可以成为帝王师。有一次他和朱熹到武夷山中游玩，一口气写了十首《棹歌》送给朱熹。其中有一首说：“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直把朱熹比作钓鱼台上的姜子牙，总有一天会被皇帝请到京城，给他当老师。

　　辛弃疾对朱熹推崇备至，可朱熹对辛弃疾却颇有微词。淳熙七年，辛弃疾在湖南曾创建飞虎军，朱熹很不以为然，批评他“专理会兵，不管民”，热衷于建立军队，不管百姓的负担。淳熙八年，朱熹在主政江西南康时，查获了一船牛皮，船主手中只有辛弃疾的一张批条。在当时牛皮属于军用物资，买卖运输有严格的规定，朱熹以手续不全为由查扣了船只。不久，他就接到了辛弃疾的来信，信中说，牛皮是部队购买的，急着用呢，不过手续上的一点小问题，何必那么当真呢？辛弃疾时任江西安抚使，地方军队上的事务都归他管，朱熹无奈放行，但他对辛弃疾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不过，朱熹对辛弃疾的才华和能力还是极为称道的，两人同在福建为官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但书信不断，而且还经常见面。辛弃疾与朱熹讨论问题，总是以请教的姿态出现，态度极为谦恭，朱熹也曾赠给他十二字箴言——“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这成了辛弃疾从政的座右铭。

　　辛弃疾对朱熹虽是朋友相交，却始终以师礼相待。几年以后，正如他所预言的，理学的信奉者赵汝愚担任宰相后，果然征召朱熹进京，给皇帝做起了老师。然而好景不长，在宫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赵汝愚败给了外戚韩侂胄，朱熹不仅被赶出了京城，理学也被贴上了伪学的标签，理学弟子一律被称为“逆党”，杀头的杀头，贬职的贬职。辛弃疾也受到了牵连，他虽早已退居在家，还是接连受到几次弹劾，仅有的一些级别和待遇也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满怀悲愤的朱熹在福建病逝，权势熏天的韩侂胄，下令禁止理学信徒们为这位理学宗师送葬。朱熹的葬礼很冷清，他的弟子、门生和信徒虽多，却因朝廷的一道禁令，望而却步。正当人们感叹世态炎凉时，有一个人却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葬礼现场，祭奠之后，他献上了自己的悼念文章，对朱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世间不朽的，只有流芳万世的名声，谁说你已经死了呢，我看你的精神还是那么令人敬畏，就像活着的时候一样。这个敢于蔑视权贵、公开为朱熹唱赞歌的人就是辛弃疾。

　　英国文豪莎士比亚说：“患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方才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这说的就是辛弃疾这样的人吧。有这样的朋友，是一个人一生的幸事。

　　担负酷吏的恶名

　　淳熙八年冬天，辛弃疾由江西安抚使改任浙西提刑，还没有走马上任，就遭到了监察御史王蔺的弹劾，“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意思是他用起钱来就像用泥沙，杀起人来就像割草。由此，辛弃疾有了酷吏的名声，还没来得及去上任，就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辛弃疾给人留下冷酷的印象并不奇怪，他年轻的时候，在北方义军中曾单人独骑杀了偷盗义军大印的和尚义端。后来，又有过率领五十骑突袭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的壮举，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敢于出手杀人的狠角色。但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

　　事实上，辛弃疾对普通老百姓宽厚，对下属官吏严酷。他曾奉命平定南方的茶商叛乱，在给宋孝宗的报告《论盗贼札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呼，正谓是耳。”意思是说，这些种田的老百姓，州郡一级的官员用过度的征收赋税来害他们；县一级的官员呢，用征购各种名目的物资来害他们；底下的办事人员用各种名义索、拿、卡、要来害他们；地主豪强用兼并田产来害他们；而盗贼又用抢劫和掠夺来害他们，老百姓不去当盗贼又能往哪里去呢？

　　辛弃疾认识到真正该严格管理的是各级官吏，而不是平民百姓。这成了他的执政理念和处理政务的出发点。据《真西山集》记载，辛弃疾“历威严，轻以文法绳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条，不逮得遣”。就是说，他对底下的官吏非常威严，动不动就对手下进行法律追究，那些官员都吓得心惊胆战，生怕遵守教条不到位而被谴责。

　　相反，他对百姓却非常宽厚、关心。楼钥所著的《攻愧集》中说，“比居外台，谳议从厚，闽人户知之”。意思是辛弃疾在做福建提点刑狱时，给犯人判罪遵从的是宽厚的原则。这件事，福建人家家户户都知道。有一次，他派一个叫傅大声的官员到下辖的一个县里，去复审牢狱中的囚徒。傅大声到了那个县之后，经过仔细的审核，释放了五十多个人，只留下十多人。这么多的案子被翻案，让那个县令脸上火辣辣的，于是拒绝招待傅大声，连饭也不管了。辛弃疾听说后，亲自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核，最后全部依照了傅大声的处理意见。

　　辛弃疾所以被人污以酷吏的名声，主要还是他不肯与当时的官场同流合污。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辛弃疾自己都说：“臣平生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因为“刚拙自信”的性格，他敢说敢做，不愿意迎合别人，为了求得事业的成功，他可以不拘小节，更加不理会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于是，他和庸碌保守的南宋官场风气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不过这一切放在今天，却格外让我们肃然起敬。

　　曾有拍马的嫌疑

　　公元1203年，在家赋闲9年，已经年届64岁的辛弃疾，突然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的通知，这让他大感意外。欣喜之余，他挥毫写了一首《六州歌头》，其中写道：“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正是这首诗，使辛弃疾留下了拍马屁的嫌疑。

　　诗是写给韩侂胄的。前三句“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歌颂的是韩侂胄的曾祖父、北宋名臣韩琦，他曾扶助英宗、神宗两任皇帝登上皇位，立下了不朽功勋。后三句“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则直接称赞韩侂胄，说他谈笑之间，就整顿乾坤，把天下大事处理好了。韩侂胄何许人也，值得辛弃疾大拍马屁？

　　韩侂胄是南宋宁宗时期最炙手可热的权臣，此人靠与赵宋皇室之间的裙带关系发家，走的是外戚路线。宁宗的曾祖母宪圣太后是韩侂胄的姨母，这位老太后虽在幕后，却是当时的实力派人物。宁宗的皇后韩氏，是韩侂胄的侄女，“枕头风”一向很硬。有了如此强硬的后台，韩侂胄想不牛气都难。在政治上韩侂胄最大的手笔，就是整倒了一批以宰相赵汝愚为代表的理学人物，极大地打击和削弱了自己的政治敌对势力。

　　辛弃疾之流本是韩侂胄重点打击的对象，为什么又突然得到起用，并授予如此重要的职位呢？原来此时韩侂胄的靠山宪圣太后和皇后韩氏先后死去，后台倒了，韩侂胄虽然依然大权在握，但他心里开始有了一种隐隐的不安。有人劝他别把理学人物打得太狠，做得太绝，他们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势力根深蒂固，谁能保证他们不会东山再起呢？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韩侂胄放松了对于理学的禁令，并起用了像辛弃疾这样一批和理学关系比较深的人，本意是收买人心，改善一下群众基础。

　　照理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即使官位不低，辛弃疾也断不至于到要屈膝拍权贵马屁的程度，因为以他的性格，从来未曾把荣华富贵当回事。公元1193年，他在杭州城里当太府少卿，这个官位是从四品，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待遇，他都想辞官不干了，急得他儿子直做他的工作，说您老就是要退，也得先给家里买点房产、田地，以维持日后的生计吧，我们可都指着您吃饭呢。辛弃疾一听就生气了，专门写了首词《最高楼》教育儿子：“吾哀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

　　对辛弃疾而言，虽然不把荣华富贵放在眼里，但他有一个欲望始终没有实现，那就是年轻时就立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这是他一辈子都在不懈追求的人生理想，现在他已经六十多岁，烈士暮年，时日无多，他多么想再获得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啊，故而向贵戚有所祈求，向权势有所期待。

　　其实欲望没有高尚与卑劣之分，再正当、再光明的目的，也是一种私心。在欲望面前，谁都难免低下高贵的头颅，堪称英雄的辛弃疾也不例外。只不过，知道了他拍马屁的动机和背景，虽然诗写得有些肉麻，但其情可谅，其志可叹，依然使我们不失一份尊敬。

　　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九月初十，久卧病床的辛弃疾忽然睁开了眼睛，大喊了几声：“杀贼！杀贼！杀贼啊！”之后，便在悲愤中溘然长逝了。他一生都以戎马疆场、杀敌报国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可残酷的现实最终留给他的却只是遗憾。不过，辛弃疾留给我们的，却是高山仰止的背影，千百年来让我们仰慕不已。(王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