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川博物馆馆长：冀宝斋这事是大潮里出现的小事

　　7月7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8周年，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四川“建川博物馆”携三百余件抗战文物，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了以“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主题的抗战文物展。

　　日前，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到汉沽出席活动，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樊建川告诉记者，这次展览有三个特点，一是全面，展览分为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川军抗战、美军援华、不屈抗俘、汉奸丑态、日军暴行七个单元，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全民族抗战的主题；二是文物档次高，从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地密苏里舰的标牌，到丰子恺的《胜利之夜》、张善子的《飞虎图》……这些参展的展品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51件。另外，“我们这种以民间视角说抗战(的方式)，受到群众的欢迎。”樊建川说，从7月7日开展以来，每天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这场展览的就有一万余名观众。而作为民间藏家的樊建川不仅携众多文物前往北京，以丰富的历史实物展现1931年至1945年那场慷慨悲壮的全民族抗日战争，而且还向北京军事博物馆捐献了74件珍贵的抗战文物，其中包括一套国家一级文物“铁血救国抗战到底”瓷器。

　　说到捐献这件事，樊建川说：“建川博物馆馆藏的抗战文物多、种类全，此次捐出的藏品，都是北京军事博物馆比较缺的部分。”而樊建川的展品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全面，和他一直以来的民间博物馆收藏之路分不开。2004年，四川“建川博物馆”开始建设，2005年对公众开放，至今，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那里成为中国民间最大的博物馆群，内容涉及相当广泛，目前已建成抗战、地震、民俗、红色年代四大系列共24座场馆，另有6座展馆已经建成，等待向公众开放。30座博物馆扎堆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古镇，主题从抗战到“文革”到民俗到地震，樊建川给它们取了一个名字叫“聚落”。樊建川说，在建博物馆前，他搞的是房地产，为了这些博物馆，已经10年没有做房地产了，博物馆就是他目前的主业，而建博物馆的大约10年里，他没挣一分钱。“先是买下建博物馆的500亩地，然后开始建设，如今博物馆拥有员工500多人，要开工资，付水电费用、行政开支……这些年，没钱了，我就卖办公楼、卖加油站，现今博物馆有些起色，每年的收入能让我把工资发出去了。”他说。

　　自1996年中国批准私人建博物馆以来，各类个性独特的民间博物馆大量涌现，对于一个民间博物馆的馆长来说，樊建川遇到过很多困难，也探索出了一些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他说，他有一个理念：“博物馆不做第一流，要做就做第一。”这也是时时鞭策他继续走下去的目标和动力。

　　【对话】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追求快节奏的生活，他们会有耐心看这么多东西吗？

　　樊建川：我们曾经做过统计，一般人一天走七八个馆就走不动了，所以，我们把博物馆聚落和旅游结合起来。我们这边有客栈和星级酒店可以为参观者提供住宿，博物馆门票也是三天有效。其实来我们博物馆的年轻人很多，讲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5·12”汶川大地震馆、兵器博物馆都很受年轻人欢迎，尤其在兵器馆中，我们有坦克、大炮，有歼五、歼六、歼七、歼八飞机，每年有很多学生来到这里，把博物馆当做他们的第二课堂。

　　快报：对于你来说，收藏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樊建川：这是我的工作，也是爱好，更是责任。我总觉得我这辈子活得不冤，因为把自己最喜爱的事和谋生的工作结合了起来。

　　快报：听说两年前你签了一份律师公证，以后会把建川博物馆聚落全部交给国家管理。你觉得民间博物馆最终的结局都是交给国家吗？

　　樊建川：博物馆的命运无外乎三个，一是给自己的孩子往下传，我就一个女儿，而且她不喜欢，也不愿意管。我明白，几十座博物馆，还有500多个员工要管理，负担很重，她自己有家有孩子，担子也不小，这条路我觉得“靠不住”。第二条路是建立基金会，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基金会人为因素很多，规范性不强，我也信不过。

　　后来，我受了成都一些文物古迹的启发，决定以后把博物馆交给政府，比如说，都江堰有2000多年的历史，杜甫草堂1000多年，武侯祠也近1800年了，都是历代政府把它们管理下来的。我们这个博物馆聚落，也是一个旅游景区，门票、酒店、客栈收入，还有旅游纪念品、影视道具出租，完全可以自己维持生计，未来把博物馆交给政府，或许他们没有办新馆的可能，但保住这些博物馆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把博物馆交给国家，是一条非常现实的道路。

　　快报：在中国，筹建一个民间博物馆，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樊建川：博物馆一是烧钱，二是我们有三分之二的内容属于相对敏感的。所谓敏感，就是之前的民间博物馆没有涉及到的东西，在审批上会比较麻烦。毕竟是新事物，文物是不是真实，表述是不是准确，政府有关部门要把它搞明白，所以多次审查，我们可以理解。

　　快报：如今，政府对民间博物馆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樊建川：目前监管还是比较全面的，文物真伪方面，主要是文化局和文物局来管，另外，还会动员一些收藏家、大学教授、博物馆专家一起鉴定。还有藏品数量、博物馆人员、展览场所条件都具备了，才审批同意建博物馆。

　　快报：最近，“奇葩”博物馆冀宝斋引人关注，它弄了很多“奇葩”展品，譬如“汉代五彩”“元代青花”，引起争议，让人大跌眼镜。这样的博物馆居然有着3A级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少先队实践教育基地、“省级科普基地”等多个头衔，你怎么看这件事？

　　樊建川：我觉得冀宝斋这个事情是大潮里出现的小事儿。民间博物馆绝大部分人是在用自己的钱买东西，大家都是很慎重的，准确性很高。有句话说得好：“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博物馆也是如此。全国几百上千座民间博物馆里，出现了这么一个冀宝斋，其实属于个别现象。不过，我以善良的心来度量它，觉得冀宝斋的经营者也是为了自己村庄的繁荣，博物馆有了人气，乡亲们的茶馆、餐厅、三轮车等生意都好了，所以，不排除是经营者自己好心，把这个事给做砸锅了。我倒觉得如今出了冀宝斋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个好事儿，至少提醒大家别以为谁都能做收藏，收藏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才行，而且冀宝斋这件事情把民间博物馆中有问题的博物馆暴露出来，也给大家敲个警钟，从而避免民间博物馆“泥沙俱下”，把民间博物馆的名头搞坏了。

　　当然，这也突显出了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他们应该做好审查工作，让行家来看一看，有问题，地方政府应该制止博物馆继续这样搞下去。因为博物馆是人类的第二课堂，它具有“教科书”的属性，博物馆搞错了，对人们的审美观和历史知识的把握都有影响，所以政府在博物馆的把关上要严格一些，这样对政府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收藏家本身也有好处。

　　本组撰文 记者 肖明舒

　　五问

　　1.听说最初博物馆无人参观，那时你着急吗？

　　樊建川：博物馆逐渐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趋势。如今，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博物馆的需求，其实也表明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就拿旅游来说，除了以往的看山、看海、看森林，文化旅游项目也在飞速崛起，人们要知道不知道的事儿、看到过去的历史，来决定今天的道路，而很多时候，这些经验和道理都是文物告诉我们的。因此，即便在博物馆刚起步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我依旧对我们博物馆充满信心。

　　2.建川博物馆你自己经常去转吗？这么大的规模你转的时候觉得累吗？

　　樊建川：经常去转，来看过建川博物馆的人形容它时用得最多的两个字是“震撼”，虽然那里很大，但我从未觉得累。

　　3.你开通了微博，市民游客——当然还有名人——来参观后，大家也常在微博上交流。微博可以算是一个宣传建川博物馆的渠道吗？

　　樊建川：肯定是，有时他们还向我请教问题、与我互动。

　　4.在已经建成的这些馆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樊建川：我觉得都很精彩，如果时间紧的话，看看讲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讲援华美军的飞虎奇兵馆以及知青生活馆、“5·12”汶川大地震馆，都挺好的。

　　5.未来还计划建什么主题的展馆呢？

　　樊建川：我们帮别人筹建的有甘孜乡城县红军博物馆、眉县西北野战军博物馆、甘孜海螺沟红军博物馆。我们帮助各地筹建博物馆，不仅提创意、出策划，还提供文物。除了帮助其他地方建博物馆，未来，我们要在雅安再建博物馆聚落，不像建川博物馆聚落这种园林式设计，而是以街坊市井的方式，利用五六条街巷，兼商业开发和博物馆于一体，开办20座博物馆，包括对越自卫反击战馆、珍宝岛之战馆、对印反击战馆、茶马古道博物馆等。

　　记者 肖明舒

　　记者手记

　　“馆奴”立志要建100座博物馆

　　见到樊建川时已经是晚上将近九点钟了，他坦承自己很忙，除了这次巡展之外，他有30座博物馆、千万件文物需要打理，另有二十几座博物馆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不过，记者发现，站在记者面前的樊建川，丝毫没有馆长的派头，他穿着一件军绿色T恤和一条休闲裤，说话很直率。樊建川一直说自己是个“馆奴”，像“房奴”“车奴”“孩儿奴”一样，他的一生要和这些博物馆绑在一起，“我这辈子的目标是建100座博物馆，一直做到死，100座博物馆做完就休息，做不完就一直做。”他说。

　　樊建川回忆，自己最早的一件藏品是5岁时收藏了幼儿园的成绩单，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至今，他的博物馆已经积累了1000万件藏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占到了二百余件。“也不是我有多能干，而是我一直在坚持。”说到自己五十余年的收藏历程，樊建川这样评价。

　　收藏的历程是漫长和艰辛的，不过在其中，樊建川也体会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乐趣。“大部分中国人都过平淡的日子，但总要有一些人承受这些责任，我想，我自己做的事业很快乐，是很累但很高兴的事情。”而之所以樊建川觉得乐在其中，原因很简单，他认为保留这些历史和文化，然后将它们传承下去，能获得的财富远远比之前做房地产多得多。他还说：“做房地产企业最多号称百年老店，但做博物馆，你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你是千年老店。”

　　对于如今中国民间博物馆的发展，樊建川一直充满信心，虽然到建川博物馆参观要收门票，不过这并不影响博物馆的人气不断上涨，从最开始一年七八万人，到现在每年参观者已达100万人。他告诉记者，国外的博物馆很多都是收费的，包括卢浮宫、哈佛大学博物馆。“一个人来参观，我们收100元，一个馆平均下来只是3元多钱而已。虽然不贵，但要设一个门槛，即便全免费，不看的还是不来，要看的还是来看。再说收点儿钱，让员工们有点儿‘想头’，团队就有了积极性，这个对博物馆的发展很重要。”樊建川觉得，博物馆收费并不是一件坏事，也不会让自己丧失和省级、市级博物馆的竞争力，因为他认为，博物馆要考虑每个展览有没有社会效益、有没有经济效益、能不能吸引人来看，这就是博物馆发展的动力，有了动力，民间博物馆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樊建川还说，虽然自己的建川博物馆运转良好，但如今，他心里依旧很着急，因为除了准备筹建雅安二十余座博物馆组成的博物馆聚落之外，他还有很多设想没有完成，比如农民工博物馆、土改博物馆，还有民营企业创业博物馆……这些想法盘旋在他脑子里很多年，并且为了这些创意他收集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希望尽快让它们展出是他最大的愿望。确实，在民间博物馆这条路上，年近六十的樊建川从未想过停一停“喘口气”，因为距离自己100座博物馆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本报记者 肖明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