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对于中国作家来说现在是比较困难的时期

　　▲《长恨歌》（港版）王安忆 著天地图书1996年1月定价：港币70元

　　▲《众声喧哗》（台版）王安忆 著麦田出版2013年5月

　　特派香港记者 谢晨星 实习生 陈春燕

　　王安忆是香港书展的常客，自然对香港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讲座结束后，王安忆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对于香港，王安忆不吝赞美之词，更表示香港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因此能成就西西这样的作家。

　　香港很传奇

　　上海太现实

　　《文化广场》：您对香港的印象是怎样的？用一个什么形容词形容香港？

　　王安忆：我写过《香港情与爱》，我后来在我的长篇小说《逃之夭夭》里也写到它，写到女主人公在香港很重要的一段经历。香港是一个我经常来的地方，我也很喜欢，比如像铜锣湾这样的不夜天，越是晚越是热闹。但是我也很喜欢屯门，它特别安静。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闹得起来也静得下来的地方。用一个词，那我就说它：传奇。

　　《文化广场》：您对城市书写者的身份认同吗？成为上海城市书写者这个身份是您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刚才您说香港是传奇，那对于您来说上海是怎样？

　　王安忆：我想我被认为是上海城市书写者恐怕不是自觉或不自觉，而是无可选择。因为对一个作者来讲，你所生活的地方一定是你要书写的。一个写实派的作者要写一个故事，她一定要营造一个环境、一个舞台，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只可能是上海，所以我别无选择。你要我自己去挑选，我可能不会挑选它，因为上海不够浪漫。所以要用两个字去形容上海，我想是：现实。

　　在热闹当中

　　又保持宁静

　　《文化广场》：如果让您挑一个城市作为生活的地方，上海以外，您会选择哪个城市？

　　王安忆：作为生活来讲，我会蛮喜欢香港，在香港这样一个地方需要有抵抗力来抵抗物质消费，但我怀疑我的抵抗力，西西的抵抗力是很强的。西西是很多年前我就很尊敬的香港作家。首先，她非常严肃，在香港这个我觉得非常折腾的世界里边，她过着甚至可以说“寂寞”的生活，很安静，然后写作。你会觉得她离香港非常远，但是你认真想一想，只有香港这样的地方才会有西西。因为香港的热闹是可以让你既在热闹当中又保持宁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不会把自己遗失。人很容易把自己遗失，但是西西不会把自己遗失，她可以自主地成为一个安静的存在。她的作品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西西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家。

　　我还喜欢钟晓阳和李碧华，李碧华是有奇思异想的作者，她很少有，她的思想和我们本质上不一样。我觉得香港的作者本质上都有自己的独特性的。

　　内要中国符号

　　外需西方符号

　　《文化广场》：您觉得华文作家要怎样走上国际舞台，怎样看在国际上得奖这件事情？

　　王安忆：我的书翻译的成果不是很多，可能本身和我自己的态度也有关系吧，我不是一个积极去宣传书的人。还有就是我恐怕还不足够引起国外西方出版商的兴趣，我的小说没有那么多尖锐的政治问题，我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么有中国符号，所以他们对我的小说翻译很谨慎。

　　而且我对往外推书不是很有热情和信心，事实上我觉得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文化并没有我们所期望的那么大的热情。他们关心的更多是和他们生活接近的。有时候我这么说服自己，我们会不会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感兴趣，比如像委内瑞拉，或者老挝，因为它们离我们非常遥远，所以我在想一个西方人看中国小说时，就像我们对待那些边缘、离我们很遥远的生活的态度一样的。在我的经验里边，他们对我们的兴趣恐怕来自于某些政治。而在文学方面，他们对你还没有相应的平等的兴趣。

　　对于中国作家来说，现在是比较困难的时期，大量国内的读者需要中国符号，要走出去需要外国符号，对作家压力很大。

　　媒体介入后

　　批评开始变质

　　《文化广场》：您如何看待如今的文学批评？

　　王安忆：中国大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健康、年轻、有生机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同步进行。随时告诉作家，你们在做什么事情，你们可能往什么方向更好，还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作家的局限性是什么。我们可以共同描绘一个文学生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到了市场期，我们的价值由市场来反馈。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印数，印量好出版社不至于亏本的话，这个作家是站得住脚的，同时对写作者提出一个新的要求：你怎么做一个职业型的写作者。

　　到了第三个阶段，媒体介入，文学批评就有点变质。因为媒体和营销有关系，批评就变成一个工具。因为批评跟媒体结合一定是制造热闹，制造事端，这是他们最热心的事情。所以，我个人不是很在意那些在公开媒体发表的文字。我更重视和一个批评家，我们面对面谈论文学，我觉得这样的谈论更加本真。还有文学批评它不是针对人的，它是对事的，而且一个作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些都是他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不是你慢慢批评，他就能变好的。

　　书商没耐心

　　好书需要等待

　　《文化广场》：我在书展上了解到，一些大陆的出版商带来的文学书不是很好卖，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如何分析这个原因？

　　王安忆：今年我还没去现场看过，但是有一点我可能是了解的，出版商对销书特别着急。我不晓得香港和台湾怎么样，在内地，如果一本书放在书架上，一个星期卖不动的话恐怕就要下架了。就是没有耐心。所以我说我比较幸运，我们这些作者的书啊，不管怎么说出版商还有耐心再放一放，但是这个耐心也很不长久。

　　这个急躁的情绪可能来自于我们现在发行销售的一个格式，是我们作者在短期内碰到的情况。我觉得有些书慢慢销售的话，还是有比较好的回报的，可是出版商不大欢迎，他们盼望那些有很大、很大利润空间的书。可是这些书从哪里来呢？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销售神话。这是我所目睹的大陆销书的情况，所以我能够想象大陆的书商过来有点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