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非虚构”正向“小说”发起挑战

　　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得主　文学奖 梁鸿《梁庄在中国》

　　历史奖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

　　传记奖解玺璋《梁启超传》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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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现状“非虚构”要争夺真实

　　南方日报：作为国内“非虚构写作”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你这几年为什么对这个写作类型如此看重？

　　李敬泽：那时我在编《人民文学》，开了一个非虚构栏目，开的时候心里也没有什么底，只是觉得这里边存在着某种可能性。我们现在通行的文类秩序，也不是天经地义的，从先秦两汉明清，文类的划分一直有变动，比如报告文学古代没有，是最现代的文类，小说古代有，但不入流，到了现代变成了至尊，以后还是不是至尊？谁也不敢肯定。

　　“非虚构”当然不是我提出的，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一种通行说法，但放到我们现有的文类秩序里，它就是一个异类，它能够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写作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探索新的可能性。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多地是把“非虚构”理解为一种写作观念和伦理、一种写作方式，一件可以试着做起来的事情，至于在文学的多宝格里究竟它在哪一格比较恰当，那做起来再说。

　　南方日报：现在对于“非虚构写作”，认识上相当混乱，不少人把虚构文学以外的都叫“非虚构写作”，也有相当多人把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与“非虚构”画上等号，你怎么界定“非虚构写作”？

　　李敬泽：这次的非虚构写作大奖，对非虚构写作做了一个界定，包括四类：非虚构文学、特稿写作、通俗历史写作和传记。我想在世界上提到“非虚构”时所指的也大致就是这四样。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当然也是非虚构。而文学的非虚构写作和特稿写作都还在起步阶段。从一开始，我就想象我们能出现《冷血》或《刽子手之歌》，当然不一定是那样的题材，但借鉴那种写作方法。现在看出，尽管已经出现了像《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这样影响广泛的作品，但这种方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充分运用起来。

　　南方日报：有一些读者表示，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特别是小说普遍让人觉得缺乏力量。虽然现在的非虚构写作还处于比较粗糙的阶段，但是充满活力。你这么看这些观点？

　　李敬泽：“非虚构”这个名目有一定的挑战性，向谁挑战呢？向小说，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吃饭，梁鸿也在，年轻的评论家张莉也在，张莉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她说：梁鸿你那个《中国在梁庄》，如果发的时候不叫“非虚构”，那么还会有这样大的反响吗？

　　“非虚构”特别强调了一点：这不是虚构，不是“向壁虚构”，这是真的，这在某种意义上确立了它对小说的优势。

　　什么事一“非”，就有了一点叫板的意思，“非虚构”这个词避“虚”就“实”，有一种争夺的姿态。争夺什么呢？争夺真实。这一点，小说家们肯定不同意，我也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但是我相信，它把有些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放到了台面上：文学如何坚持它对“真实”的承诺？小说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临极大的困难？非虚构和虚构，它们都各有一套应对我们的“真实感”的策略和伦理，小说的了不起在于，它居然在“虚假”—“虚构”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强大的“真实”的权威，但现在看来，似乎小说的这种权威性出了问题，这就给了“非虚构”趁虚而入的机会。

　　谈写作作家要“站起来，走过去”

　　南方日报：此前我们关注的一些非虚构作品，可能更多地是因为它们的题材，而不是写作技巧。你觉得从写作层面来讲，一部好的非虚构作品要具备什么样的特点？需要什么样的特别的写作技巧？

　　李敬泽：一部非虚构作品首先是和它的读者达成了一种“真实”的契约。而实现这个契约却不像想的那么容易，你不能仅仅靠着宣称这件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就让大家相信你。实际上，生活中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明明是真事，但让有的人一写一说，听起来就像假的。所以，我一再说，“真实”不是一块石头，摆出来就行了，“真实”也是一种认识和表达，作用于人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说服力。为了建立这种说服力，一部好的非虚构作品需要运用大量手段。现在看，我们的手段还比较单一，很多时候是靠亲历性和现场感。但仅靠亲历和现场其实是不足的，最终它还是要靠对真实事件和人物的深入理解和详尽把握，一种深度的还原能力。

　　南方日报：在非虚构写作者中，有作家，有记者，有学者，有各行各业的作者，你如何看待非虚构写作者的构成以及他们的写作？

　　李敬泽：广义上的非虚构写作，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四类，本来就不仅是作家的事，正如文学写作也不仅是作家的事。我倒真希望有更多各行各业的人加入进来。

　　南方日报：现在作家的“非虚构写作”，不时被评价为“写作”有余，而“非虚构”不足，比较依赖自身的感受，获取第一手素材的能力不足，你的感觉是这样吗？

　　李敬泽：这涉及作家的工作方法和习惯。尽管多年倡导“深入生活”，但实际上，很多作家并没有围绕它的素材进行深入考察准备的习惯。下不了那个苦功夫，习惯于坐在桌前，天马行空。你写一个医生，医生是什么样的？写一个民工，民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曾经有个作家写了很多民工，有一次我问他，你知道一个民工一个月挣多少钱？这些钱是怎么花的？他的收入支出明细你能不能开出来？他没想过这个问题，那么我说，你写的那些苦都是飘在空中的，生活的困窘具体地体现在一分钱一角钱上，你小说里可以不写这个，但你心里不能没有一本账。

　　欧美小说家写一部长篇，资料和调查的笔记本通常要写完十几个放在那里；写小说是这样，面对真实的事件和现象时，通常也是这样，当年卡波蒂写《冷血》，一个人从纽约跑到肯塔基乡下，相当于从上海跑到甘肃，一扎就是几年，我们的作家有没有人肯这么干？所以，“功夫在诗外”，在搞“非虚构”时，我特别强调作家的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不要动不动就发感慨发高论，站起来，走过去，真正做调查和体验的功课。

　　南方日报：现在媒体人的“非虚构写作”，不时被评价为“非虚构”尚可，而“写作”不足。

　　李敬泽：文字啊谋篇布局啊，都很重要，但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一般来说记者的新闻报道是职务写作，这从根本上不是他的个人创作。当然，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我们看到一种在报道中加强记者个人性的努力，比如会有一些情感或情绪投入，会有很多体现个人兴趣和眼光的元素。至于记者就他所采访和经历的事件和现象做长篇的、成书的写作，在西方常见，在中国还很少见，在这样的写作中，作者有可能大大溢出新闻观点，他会提供更丰富的世界图景。我相信这样的写作在中国也会多起来。

　　谈颁奖这是一次公正的评奖

　　南方日报：第二届南方国际文学周首设“非虚构写作大奖”，你怎么看这个奖项对于目前中国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你希望理想中的“非虚构写作大奖”呈现怎样的面目，对于非虚构写作起到怎样的作用？

　　李敬泽：我想这个奖将会对“非虚构”的发展起有力的推动作用。它使非虚构这件事摆在公众和作家面前，形成一个场域，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一些问题，比如真实问题，比如文学的虚构和新闻的非虚构写作所衍生出来疑难，比如写作的工作伦理和工作方法，比如作家的行动能力，比如现代的史传作品的得失等等。

　　南方日报：另外，这次的评委也是跨界的，有文学界、新闻界、历史学界、影视界等等，你怎么看这样的评委阵容？

　　李敬泽：如前所述，非虚构本来就不仅是文学的事，有其他界别的评委参加很正常。

　　南方日报：作为主要发起人，你对参与此次评奖的有什么感受？对继续办好这么奖有什么建议？

　　李敬泽：这是一次程序公正的评奖，有学术质量。但我也希望下次评委们有机会进行深入的讨论，而不仅仅是投票。

　　南方日报：有哪些你印象特别深的作品，是否可以向读者推荐一下，并做点评？

　　李敬泽：《寻找苏慧廉》，我非常喜欢，就写作难度、资料丰瞻独特和表达的严谨准确而言，我认为这是此次参评的最好一部传记。写的是一个小人物，一个传教士，由此打开了我们认识近代史的另一个角度。（南方日报记者 陈祥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