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人民有所思》：直面知识分子的煎熬史

　　陈徒手说自己偏爱非虚构文学创作，在写作中，他时刻直面那个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创伤和他们留至现在的后遗症，这让他不时想起就有无比的痛楚。

　　“历史第一手的素材中，没有真实的元素，没有靠谱的细节，这一段历史难免就面目可疑。”陈徒手说，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长期关注，就是想通过档案、口述史掌握更多知识人的鲜活细节，以此留下近60年来知识界走过的曲折路线点滴痕迹。

　　非虚构写作能充实当前文学创作

　　南方日报：近些年，非虚构文学创作有勃兴之势，您认为这种文学创作方式对当前的中国文学意义是什么？

　　陈徒手：这几年非虚构作品确实有旺盛之象，首先是读者群扩大，对此类作品有强烈的阅读需求，他们感同身受，从作品真切的描写中体会到百年历史风云激荡的原生态，大大丰富了读者的求知和思索空间；二是出版力量加强，努力推出非虚构作品已是出版界的荣耀之事、成功之本。这就打破原本中国文学发展的瓶颈，极大冲击中国文学较为虚泛的底色，使非虚构文学类作品有可能接近地气，接近民心，对文学创作现状还是有很大的弥补、充实的作用。

　　南方日报：从《人有病，天知否》到现在的《故国人民有所思》，您从事非虚构文学创作已长达20多年，可算先驱人物，可否讲述一下您偏爱非虚构文学创作的原因？

　　陈徒手：我自己一向对真实生活的描绘有贴切之感，对非虚构作品有一种天生的喜爱和亲近。对于当代史的本源来说，只有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才是可以入史的，而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时光中一直做得不充足，有时还有意无意之中予以回避。历史第一手的素材中，没有真实的元素，没有靠谱的细节，这一段历史难免就是面目可疑。自己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长期关注，就是想通过翻阅档案、走访当事人，掌握更多知识人的鲜活细节，以此留下近60年来知识界走过的曲折路线点滴痕迹。

　　南方日报：王蒙曾经评论您的文章就是现当代中国的重要“人证”，您觉得您的作品为什么能够充当“人证”的角色？

　　陈徒手：王蒙老师对我的写作一直鼓励有加，当年他为《人有病，天知否》写序时曾提到“人证”这个词，对我启示很大。书中所涉及的人与事，都能成为共和国历史的有力佐证，这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鞭策，提供一个鲜明的方向感。正因为真实的存在，“人证”使作品有一种强硬的史实内核，这种直接的冲击力量是虚构文体所不具备的。

　　抱着同情心去看待学者的遭遇

　　南方日报：无论是先前的《人有病，天知否》，还是现在的《故国人民有所思》，您所讲述的人物都是新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流教授、学者，这群教授学者命运折射出来的东西为什么尤其重要？

　　陈徒手：这两本写的均是知识界的变迁史，是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煎熬史。通过这一批杰出学人的心路历程，我着力想表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接受时代大熔炉的烤炙，在整个精神面貌上明显的变化。这是上个世纪全球范围内知识圈的文化现象，所以必须把真相告诉读者，把历史的复杂性昭示出来，有利于我们民族能够摆脱自身精神困境而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

　　南方日报：讲述这些人的故事需要我们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这段历史？

　　陈徒手：毕竟整个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喜人变化，我们也能抱着极大的同情心来看待他们的遭遇。在写作之中，我想到更多的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让我们不时想起就有无比的痛楚。十一位教授的诸多磨难蕴含了历史的必然因素，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教学、科研能力都带来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在那样的时代，我们无法苛求学者们能有多少学术的良知和持守，其潜在后果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都难于平复。

　　南方日报：有人评价您的书“对传主抱着极大的善意”，更有人说您的作品像“一曲深情款款的小调，抚摸的意味更浓一点”。如何平衡人文性和非虚构性的关系？

　　陈徒手：在写王瑶的文章时，确实颇费周折。一方面要对抄到的史料进行甄别，尤其对被揭发的材料更要警惕几分；另一方面涉及不少当事者，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笔更要谨慎。只有对史料抱着高度的警惕之心过滤之心，才能保持非虚构作品应有的人文品质。

　　非虚构创作呼唤档案开放

　　南方日报：您的《人有病，天知否》成为推动口述史研究的典范，非虚构文学创作这一文学形式的影响是否已经超越作品本身？

　　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可能无意之中较早大量使用了口述材料，像采访《茶馆》剧组老演员竟达20多位，记录很多精彩的花絮，复原了当年排练剧目的幕后情景，对于多角度了解老舍的创作心境有很大的帮助。口述的应用应该是非虚构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让作品生辉，赋予鲜活的生命力，使非虚构作品具备了天然的生长优势和独特的面貌。

　　南方日报：您对这种创作方式实现突破有何建议？

　　陈徒手：我作为一位史料收集者，觉得当下最大的问题在于档案开放还有局限性，很多关键问题的史料还没有全面放开，使得当代史诸多阶段的研究课题展开得颇为困难。取得突破的焦点就在于史料的开放程度，相信这一点随着形势发展会越来越好。

　　南方日报：近些年，非虚构创作扩大了写作场域和表达边界，文学创作本体也在不断丰富。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陈徒手：诚如您所言，目前非虚构写作已呈现多种样式，边界在不断开拓，笔法与格局也有较大的改观。像梁鸿等人的作品关注当下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之情，自然引发了读者广泛的议论。这样优秀作品的影响力和波及度都是以往同类作品所没有的，我们作为同行也是欣喜万分。多一部这样的作品，就多一份信誉，多一份责任，文学的使命因而变得格外美好，值得让人托付和信赖。

　　【获奖者简介】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现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室主任。主要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作《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的中国文坛纪实》推动了国内目前的口述史研究。

　　【获奖作品简介】

　　本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这里的记述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和大量原始档案，复原出旧日景观。（南方日报记者 林旭娜 实习生 黄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