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读书不是非“红楼”不可

　　现场

　　演讲推迟四小时

　　千名观众苦苦等

　　在广州举办的南国书香节吸引了许多读者不惧台风和暴雨前来参观、购书、听讲座。余秋雨的主题演讲《何谓文化》更是吸引了大批粉丝涌来，不到中午就有人来占座。原定下午1点开讲的讲座，一清早就到机场的余秋雨因为大雨误机，一直推迟至下午5点半才开始，逾千名观众等待了超过4个钟头。

　　“你们太热情了，我还是站着讲，这样你们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你们了。”余秋雨以轻松的语调开场，他说自己早上6时就出门了，误机5个多小时，然而依旧有逾1000名读者等候听讲。已经第二次来南国书香节，余秋雨和读者们聊了在茫茫书海中读什么书的选择。

　　余秋雨说自己读书并不多，而且大都是以前读的，“大学没读过书，上班后很少读”。余秋雨推荐的书是莎士比亚的几个剧本，“永远永远经典，不是为了文化，是为了造就立在自己岛上的人。”

　　余秋雨说到读书的选择问题，他并不主张什么好书都读，“有的书读几页，不合适就不要读了。如果你不喜欢看《红楼梦》，也没有什么害羞的，只是曹雪芹跟你的生命不同构而已。”余秋雨说，“古代伟大人物读书，我们在寻找和我的文化结构一样的人，同样的大师，可能只有一个心理结构和我一样，要寻找这样的人。读书就是寻找同构关系，也是寻找你自己。茫茫书海里，一定有一本，你迟早会找到。就像男女朋友，他和你有同构关系，要么不会那么巧的同时出现在你班级里。”

　　由于主办方安排失误，记者在外面足足站着听了一小时后才进场。为此，主办方第二天特意安排了一个在余秋雨下榻酒店的独家专访，以此作为对记者的“补偿”。

　　访谈

　　现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阅读低迷书籍泛滥

　　我好不容易写一本书，人家老板一出就十本书

　　记者：现在有人提出阅读立法，已经进入了讨论阶段，您怎么看？

　　余秋雨：阅读应该纳入到教育的层面上来讨论问题，不要一立法就让这件事情变得强悍，因为阅读说到底是一种自由选择，不要用过于强硬的方法做出太统一化的规定。我一个是怕强制，一个是怕统一化。国家这么大，地区这么多，不好统一规定的。而且我们现在对当前的阅读现状的了解也跟不上。我非常感谢国家对阅读的重视，但我真是觉得难度太大了。阅读归根到底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法律太硬了一点。

　　记者：您觉得我们当下的阅读状况是什么样的？

　　余秋雨：我一直认为，严格来讲，现在大家的阅读不是少了，而是太泛滥了。如果把网上阅读都算进去的话，太泛滥了。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阅读低迷，书籍泛滥。我对世界各国的出版情况很了解，我们出书泛滥的程度远远超过人家。

　　记者：您说的书籍泛滥具体指什么样的书籍？

　　余秋雨：那些不好的书，什么书都出。有一次有个企业家跟我说，他非常喜欢读我的书，我就说那我送一本我最近出的书给你，他就说他最近出了十本书。我很好奇，一看，其实就是他的一些讲话，他的秘书帮他写的。光看这些书是漂亮的不得了，题目也很有吸引力。我自己出了一本书，人家出了十本书，我就突然间觉得自己很狼狈。

　　记者：现在有一些每个国家的平均阅读排行榜，就是不同国家公民平均每年读多少本书，我们的阅读数量比较少。

　　余秋雨：现在策划人很多，也会雇佣一些学校里的写手，包括有些官员，也出了很多书。还有就是评论文章，各种各样的感想文章。还有一种是纪念文章，一个单位成立了多少年，连篇累牍地出书。这种书如果非常多地纳入我们的阅读范围，要真的认真考虑我们出版业的问题了。

　　记者：去年发布的畅销书排行榜，郭敬明的小说和现代官场小说占了好几席，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余秋雨：我不觉得郭敬明的书是无聊的，郭敬明的书也挺好看的嘛，它有故事性，我不认为他的书是不好的书。读书是一个社会潮流，对社会潮流我们不能指责过多。不一定第一名第二名一定要是红楼梦我们才怎么样。不要以普遍的阅读的量来透视我们的阅读。中国是个普通老百姓为主的社会，普通百姓的日常兴趣，就是一有空去做什么，恐怕就是打牌。那你就很愤怒，我们怎么打牌呢，丢人了，我们是不是成了一个赌博大国？

　　老百姓他可能就是随手拿起来一本书。年轻人或者小孩子可能会喜欢读一些故事性比较强的书。我小的时候印刷条件不好，非常糟糕的书不多，碰巧我爸爸书箱里有几本好书。但是当时也有很多非常低劣的传说故事，文人写的好多戏本，层次很低的，这些都是当时阅读量极高的东西。当时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流行的书，是写三角恋爱的小说和黑幕小说，很多文人也都在看，就像直到解放，知道鲁迅的人也很少。张爱玲写作之余为了休息，看得也都是社会上流传的一些烂俗的书，就随便看看，这就像是很多大学者，他看的电视剧一定是休息的电视剧，我天天研究一些高深的东西，空下来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就看一些放松脑子的东西。

　　记者：您说现在的书籍泛滥，出版机构在其中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余秋雨：我希望出版社能做这么几件事情，第一就是尽量减少出那些层次非常低的书，不是说暴力色情，而是那种老板出书、官员出书，要少一些，内部读物要出也可以，但是不要变成公开发行的书。第二，当你发现全世界别的地方有好的书，你一定要努力去推荐。还有就是怎么把经典简化。多数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读完一部经典，当代人用漂亮的白话文把一本非常长的书简写了，现在有现代作家把它缩的比较短，很好看呀。前几年我看过一些出版社做过名著的五分钟阅读，作为研究文学的人看了当然会生气，但是别忘了，很多人都有非常忙的时候。

　　记者：您最近在写作吗？最近读了什么新书？

　　余秋雨：我读书的量很少，过去读了很多，现在就很少了，更多地在思考问题。最近我在写一本新书，叫《君子之道》。瑞士的一位思想家叫荣格，他说，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表现为人格理想。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圣徒人格，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绅士人格，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骑士人格，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浪人人格，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牛仔人格，而中国的民族文化人格是君子人格。我们的文化遗嘱是以人格的方式传递的。读书读少一点没关系，很多读书读得多的人都是小人，不是君子。这本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写好，但我写得还是很开心的。

　　记者：您现在平时还去各地游历吗？

　　余秋雨：我不上网，也没有手机，我不通信，也不怎么出去，不和外面世界有太多的交往。我写文章比较投入，可能这个月我都在写汉代，一直在写司马迁。写这种学术散文是很投入的，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我就一下子被从汉代拉回到现在，讲完电话刚才让我感动的气氛就找不到了。我的妻子有手机，她非常了解我这个特点，知道我写作怕打断，往往是吃饭的时候，或者我不写的时候，才告诉我今天谁来了几个电话，她跟我生活了几十年，太了解我了。 本报实习记者 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