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今日仍难以根除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

　　重政治轻文化，一定程度上是史学观念的偏失

　　所谓国史，即一国或一个朝代的历史，这里所说的国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10多年前，应《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之约，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之断想》。文章专门分析了三个问题：国史的学科定位，跨学科研究问题，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观察近年来的民国史研究，也同样存在着以上三个问题。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终于出齐。喜庆之余，也看到编著者对这部巨著的一些反思。其中特别提到该著过于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内容，而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的内容所占比重偏小，显得很不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史学观念上的偏失。无独有偶，国外的现代中国史研究，也陷入了这种重政治而轻文化的规范认识误区，面临着研究的困境。就连颇负盛名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难以避免。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国史究竟应该怎样来写？

　　从方法论上看，问题的症结主要出在如何给国史做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定位。传统意义上的国史，所记述的主要是政权沿革的历史。围绕着政权的更迭、历史的变迁和统治者（执政者）的易位，自然是离不开政治、军事的争斗和阶级、政党之间的较量。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历史重心的偏离也源于此。道理很简单，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政治的作用被过度放大，超越于其他各种因素。然而平心而论，政治因素并不是孤立的，离开经济和社会生活，离开思想文化，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任何一场政治革命都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只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书写的话，那么，国史和党史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显而易见的衍生问题是：国史在学科上无法完全独立。

　　忽略文明史的国史，难以触及问题的本质，难以引发人们应有的基本思考

　　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和深入，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研究已经超越了国史研究，很多重大问题与其说放在国史范畴中考究，还不如进入专门史的领域更富有意义，毕竟专门史是通史的基础。国史研究似乎很难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和兴趣。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是由国史研究的层面过于表象所致，以至于难以触及问题的本质，引发人们应有的基本思考。

　　我以为，解析这种史学现象最有效的方法论是法国著名的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整体结构史观和历史时段论。他将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过程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并且形象化地比喻成大海的海底、深海和海面。假如依照他的这种划分，国史仅仅处在以人和事件为主的短时段，处于海面的位置，所触及的仅仅是历史的表象。

　　与布罗代尔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国史学家钱穆。钱先生在《国史新论》中谈及治国史的心得时说，“寝馈史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一文化史，推广及人，历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

　　由此我想到，为促使国史研究的深入，必须结合长时段和中时段，必须要从历史的整体结构上思考问题。那么，有一个关键点不可忽略，这就是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文明与长时段本身成为同一”。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受阶级史观的影响，对文明（包括文化、人文）概念的认识始终是模糊的，自然对文明史缺乏必要的理解，甚至将它和阶级斗争史相等同，以至于至今还没有产生出一部关于中华文明的信史，无法真正展现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历史贡献。

　　毫无疑问，文明史的研究是深层次的研究，既要见面，又要触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近代文明的形成息息相通。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就诞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包含着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对政治革命的深刻反思。贺麟先生在讨论“抗战建国”的方向时，提出了“华化、儒化西洋文明”的著名论断，力图推进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精神的汇合，给国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蒙。

　　当然，我们亦不可忽略的是：五四时期强烈的反传统主义对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这种影响在中国社会中仍难以根除。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国家的精神寄托，也是民族国家的责任、公民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我更能理解布罗代尔先生给文化所下的特殊定义：文化“即尚未达到成熟，尚未达到最佳状态，尚无法确保其成长发展的文明”（参见《物质文明》第一卷，第74页）。

　　国史也是人的历史，文明的历史

　　在现实生活中，国史与文明史相关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怎样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现象时，是否一定要将历史的变化同国家、政权机械、生硬地扯在一起，过分地夸大权力与权势的作用？对一些历史现象做独立于政治的考察是否更客观公允呢？因此，在我看来，历史变化莫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真正揭示其面貌，需要具有整体史观，要将短时段、中时段与长时段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将国史与文明史有机地衔接，努力避免功利主义的短视，善待历史。反之，搞不好的话，国史研究就会偏离人文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堕入传统王朝史研究的窠臼。我们须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国史也是人的历史，文明的历史。

　　基于这种考虑，我在研究国外中国研究时，更愿意将中国研究看作是Chinese Studies ，而不是China Studies。因为前者更富有文明内涵，更具包容性。西方的中国研究，从总体而言正是一种文明的研究，我们也需要以文明的气度来接纳它。

　　作为文明史一部分的国史研究如何发展？见仁见智。我觉得钱穆先生在60年前谈国史研究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为我们指点迷津。他告诫研究者：“要之，根据以往史实，平心做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始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参见《国史新论》自序）。（侯且岸 作者为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