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骨头》：多元视角下的文化诠释

　　《乾隆的骨头》书封。亚当·威廉姆斯：英国小说家，商人，探险家。著有《炼金术士之书》、《乾隆的骨头》等。虹影：作家、诗人，中国新女性文学代表之一。代表作《孔雀的叫喊》、《饥饿的女儿》、《K》等。

　　传奇的军阀混战年代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被遗忘的时期。无数重大事件在这个时期酝酿，很多热血青年用鲜血试探了革命的凶险，中国却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呈现这段历史。这段从未被中国作家直面的历史，现在，被一个外国作家写了，而且，还写得令人心碎。

　　《乾隆的骨头》本是用英文写作，给英国人看的中国故事。而今，翻译成中文版，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与作者亚当·威廉姆斯的妻子——同是作家的虹影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读《乾隆的骨头》，它不止是一部民国历史，一部传奇小说，更是多元视角下的情感解读和文化诠释。

　　无序时代，军阀像哄抢骨头的野狗

　　问：有评论说《乾隆的骨头》“一段从未被中国作家直面的中国历史，现在，被一个外国作家写了，而且，还写得令人心碎……”，这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又为何与一个英国作家联系起来了？

　　亚当·威廉姆斯：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时代，是中国结束封建帝制之后一个新的开始。为什么没有人写这段历史，我也不明白。

　　虹影：关于这本书，有人说它是中国版的《乱世佳人》，里面写了一位英国的红发美人到中国来寻找生父，经过了中国的各种战乱，亲历了北伐，整个故事跟中国的大时代联系在一起。又有人说它是中国的《潜伏》或《色戒》，因为红发美女在牛津大学有个中国同学叫俞馥夔，她回到中国以后用美色做卧底。也有人说是英国托马斯·艾略特《荒原》的小说版，书中描写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时代背景，当时不仅中国，全世界都是一片文化的荒原。我自己认为，这本书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历史，是西方人到中国来冒险的革命史。那个年代非常混乱，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什么机会都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命运都可以改变。可以通过亚当的书看到我们的过去，也看到我们现在处于怎样的位置上。

　　问：这本书是写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故事，背景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为什么叫《乾隆的骨头》？

　　亚当·威廉姆斯：艾略特《荒原》中写的欧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老的制度没有了，新的制度没有建立，十分混乱，诗中写到“我想我们在老鼠洞里，死人在那里丢掉了他们的骨头。”后来我想到中国，孙中山在广州，军阀控制着北京政府，日本人在那里，这时的中国也是一个荒原，五千年的帝制崩溃了，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非常混乱。我想到野狗吃骨头，军阀都在为一个骨头打架，这个骨头是什么？就是清朝死掉后的骨头。“乾隆的骨头”是很大的一个象征，老的制度没有了，新的制度尚未建立，很多人的生活都改变了，也还有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如何走过这个混乱的世界？对一个写故事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写出让人感动的故事。

　　知识分子应在历史紧要关头充当警钟

　　问：《日瓦戈医生》和《乾隆的骨头》写的都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史这两本书都把知识分子的很多思考放在了人物的命运里面。两位认为知识分子当下的使命是什么？

　　亚当·威廉姆斯：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跟《日瓦戈医生》联系更大，而我的书中有另一个态度：有时候，一个人力不从心，改变历史这件事对他来说太大了，没有解决办法，在这个时候，你只能控制你自己，你只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美好，在生活的小范围里影响周围的人。所以在我的书里，很难看到一个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有的人会做坏事，最终也可以被别人原谅，我想人类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宽容。

　　虹影：我认为知识分子在每一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就像一个警钟，有责任和义务发出一个声音，警示世人应该做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好像对这一点不是特别感兴趣，反而对功名金钱会更感兴趣。

　　问：两位在写作上有个共同点，都喜欢把主人公和时代的背景结合起来。比如虹影的作品里就有二战、文革、经济浪潮。这样写作很难，要翻阅大量资料，亚当怎么查阅中国的历史资料？

　　亚当·威廉姆斯：这不完全是中国的历史，也是我家人的历史。外祖母经常跟我讲她年轻时在中国的故事，她1903年在长春出生，我母亲1927年在秦皇岛出生，我是在香港出身的，所以中国的历史也是我的历史。我觉得历史书对一个写小说的人不是特别有用，我对小历史更感兴趣。一人是什么样的，他的回忆是什么样？我找到前辈的日记和记者写的书，借他们的真实经验，加以改编，放在我的书里。有些历史，在历史书里是找不到的，因为历史书跟政治密切相关，都被抹掉了。

　　女人容易变成牺牲者，也更能治愈时代

　　问：亚当谈了很多外国人的视角和观点，如果是中国作家，以中国人的角度来切入这个时代，虹影会怎么塑造？

　　虹影：我从清朝写到1925年上海，写过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后，也写过解放上海前夕上海的故事。我也写过自己经历，《饥饿的女儿》是从40年代到80年代，《好儿女花》是从那个年代一直写到现在，这个时间跨度中，当然写到很多历史的东西。

　　我基本上不参考教科书或历史学家的著作，而是采访和走访一些经过那段历史的人，以此来写。当经历过大饥荒的人，包括我的家人、亲戚、认识的人，向我口述那段历史，对我产生了特别大的冲击。当然写旧上海的时候，我也查了历史资料，因为旧上海的资料比较全。

　　“文革”是我自己亲历过的，我目睹每天发生的悲剧，比读任何教科书、历史书、回忆录都有用，这种印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最深刻的。

　　一直以来，我写作也都是想表现这种主题，表现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联系。一个人就像蚂蚁，命运被国家命运主宰。国家把我们引向哪一面，就会给每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改变。国家幸，每个人幸，国家不幸，每个人不幸。

　　问：这本书借助英国女孩凯瑟琳和中国女孩俞馥夔来寻找和还原那段历史。一个英国男性作家，为什么用女性视角来写中国历史？

　　亚当·威廉姆斯：女人的心思和男人不同，男人爱打仗，女人爱和平。如果国家生病了，怎么治这个病？我刚才说需要包容，我觉得女人的包容心比男人多一些。而女人有时候比较容易变成牺牲者，在书中这两个女人是被伤害的。两个女主人公，一个是寻找父亲，一个是寻找国家，若没有这些，她们心就是空的。她们怎么找到她们丢掉的东西，代表着人生病以后，怎么治愈自己，怎么治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