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国歌作者西贝柳斯：我的音乐绝对没有意义

　　他的音乐纯粹得不让你“释义”，任何“望乐生义”都是自作多情

　　在当代作曲家中，马勒(1860-1911)和西贝柳斯(1865-1957)是个有趣的话题。首先，两人的出生年份只相差5年，应该说是同时代人，当然，西贝柳斯比马勒长寿许多；第二，他们都是音乐史上有定评的伟大作曲家；第三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两人在交响曲的创作领域均卓有建树，但在创作理念上却是那么的迥然不同，由此而引发的话题至今仍令人玩味。

　　那是在1907年，马勒与西贝柳斯见了一次面(很有可能这是他俩平生唯一的一次见面)，那时，俩人在音乐界都是大腕级人物了，当然马勒的成就更大些，已创作了8部交响曲，而西贝柳斯也已创作了3部交响曲。在那次会面中，当谈到交响曲的创作时，马勒说，交响曲“就是世界——它必须容纳一切！”但西贝柳斯却认为，他追求的是“足以创造所有动机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刻逻辑”，交响曲的魅力在于“风格的简练”。也就是说，马勒认为交响曲应该是包罗万象的，所有的人类形态、人间世像、人生百感，都应该在交响曲中得到表现；而西贝柳斯则认为交响曲的创作更应该从音乐的内在、音乐的本体中去提炼、去升华。说白了，前者更注重交响曲的内容，后者更注重交响曲的形式。

　　西贝柳斯共创作了七部交响曲。有一种说法，西贝柳斯的交响曲比较难听懂，每一部交响曲之间的“形象”好像不是太“鲜明”，似乎都是那种凝重的色块、轻盈的精灵、梦幻的抒情，或大开大合、或深沉浑厚，一幅北欧森严冷峻的黑白风貌。你如果仔细聆听西贝柳斯的每一部交响曲，会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不同，但若要你说出它们的不同处，却又不像马勒那样“一目了然”。因为它没有相对明确的“内容”指向，它“纯粹”得不让你“释义”，不让你作过多现实与人生的联想——

　　其实，这正是西贝柳斯想要达到的效果。当他的《第二交响曲》问世后，有人说它是一部唤醒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作品，西贝柳斯闻听后立马“更正”道：这部作品“如同马戏杂耍一般绝对没有意义”。这种极而言之的表态，就是要明确告诉人们：我的交响曲是绝对的“纯音乐”，任何的“望乐生义”都是“自作多情”。在与马勒的那次见面后，西贝柳斯更加坚定了自己创作交响曲的理念，他随后创作的《第四交响曲》，被认为是向马勒挑战的作品，曲式极为严谨，“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

　　更确切地说，这是属于一个“自然见证者”的音乐

　　有意思的是，虽然西贝柳斯在交响曲中竭力否认自己音乐中的“现实性”，但他的几首交响诗和戏剧配乐却大都是以芬兰的历史、古老传说、民间神话、民族史诗等为内容和背景而创作的，其中登峰造极的便是他的交响诗《芬兰颂》，其中的旋律被填上歌词后竟然成为芬兰的国歌，西贝柳斯也由此成为芬兰的民族英雄。西贝柳斯不想用音乐的“现实性”来为自己赢得名声，但他巨大声誉的建立，又恰恰离不开音乐的“现实性”，这真是一种有趣的悖论。

　　然而，格里格和斯美塔纳那种鲜明的民族主义气息或许并不是西贝柳斯所要仿效的对象，在作曲时，他强调要用芬兰的本土元素(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歌等等)，但等作品真正出来之后，你会发觉那是一件浑然天成的东西，所包含的东西既不同于马勒“展现出一个世界”，也迥异于布鲁克纳的恢弘建筑感，西贝柳斯所叙述的只是一个人眼中的自然和眼中的世界，更确切地说，这是属于一个“自然见证者”的音乐。尽管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人对他不屑一顾，但事实却如西蒙·拉特尔所言：“西贝柳斯好似什么东西滴在你的皮肤上，立即就能穿过你的骨头燃烧起来。”无论听者是来自严寒的芬兰，还是来自他故乡千里之外的人，我想，这种感觉无一例外。(nolix/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