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为争夺文坛名位“表演”让人大开眼界

郭沫若(资料图)

　　郭沫若解放后的表现让人遗憾——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正因为这种种表现，他身后的是非也就多了起来。郭沫若所以有这样的“荣幸”，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对名位的孜孜以求——“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了得到心目中的名位，他当然只有先付出自己作为文人的横溢才华和铿锵文辞了。

　　事实上，郭沫若对名位的争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让人大开眼界的表演，各位不妨一看。

　　20世纪初是周氏兄弟脱颖而出的年代。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新文坛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而新文化运动是由《新青年》倡导和主持的。作为《新青年》杂志中期的主要作者，鲁迅和周作人虽未从一开始就投入新文化运动，在运动中也没有担负领导的职责，但由于他们发表的小说、杂文、文学评论等，不但显示了以新道德批判旧礼教为核心的“思想革命”的锋芒和威力，而且显示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的最大成绩，因此，人们都把他们当作新文坛的核心人物。与之同时代的郭沫若，则是在新文坛形成以后走上文学舞台的，他的成名作《凤凰涅槃》的发表时间，比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和周作人《人的文学》晚了两年，且其本人当时又在日本留学，没有直接参加新文化运动，与运动的领导者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新文坛上，他最初还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然而，他却不甘于寂寞。

　　事情发生在1920年。郭沫若写新诗始于1919年下半年，因系新人，加之诗写得并不出色，故而诗作经常被国内的刊物退稿。原本就自命不凡的他，难免因此愤愤不平。后来得到主编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的宗白华赏识，才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发表园地。然而好事多磨，后来“学灯”的编辑由宗白华换成了李石岑。李与郭没有特殊的关系，对他的作品自然不会给予特殊处理。1920年10月10日，“学灯”副刊出版“双十节增刊”， 依次发表周作人译波兰作家的《世界的霉》、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郑振铎翻译的《神人》。《棠棣之花》排在了周作人和鲁迅之后，郭沫若大为光火，于是写信给李石岑，表示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不能把后者放在前者之上 。这表面上是为创作争地位，其实是为自己在文坛上争地位——这一点，在他1936年11月10日所写的《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有清楚的解释：“李君对我每每加以冷遇，有一次把我一篇自认为煞费苦心的创作登在一篇死不通的翻译后面。因而便激起了我说‘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处女应该加以尊重’的话。”

　　有意思的是，时隔10年之后，郭沫若再谈及此事，说法又有不同。1946年，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这样说道：“我第一次接触鲁迅先生的著作是在民国九年《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文艺栏里面收了四篇东西……《头发的故事》给予我的铭感很深。那时候我是日本九洲帝国大学的医科二年生，我还不知道鲁迅是谁，我只是为作品抱了不平，为什么好的创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说的译文的次位去了？那时候编《学灯》栏的是李石岑，我为此曾写信给他，说创作是处女，应该尊重，翻译是媒婆，应该客气一点。”郭沫若此时解释：其实自己是在为鲁迅鸣不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当然不是因为郭沫若对鲁迅突然有了好感，也不是因为他经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看重名位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有所改造；而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在1940年1月《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高度评价。郭沫若自然也就顺风扯帆，成为鲁迅的“知音”和“卫士”了——这自然也是为了保住自己左翼“文化班头”名位的必要之举。

　　其实，他当初因为名位而对周氏兄弟不满的言论，是引起了鲁迅反感的。当时，他那封“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的信在李石岑编的另一本杂志《民铎》(1921年2月号)上发表，当即引起了鲁迅对郭的不以为然。再加上郭沫若当年7月又和成仿吾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与鲁迅支持的文学研究会(1920年10月成立)分庭抗礼，所以，鲁迅对郭沫若等人很不感冒。他于1921年8月29日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表示：“又云郭沫若在上海编《创造》(？)。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又云东京留学生中，亦有喝加菲而自称颓废派者，可笑也。”后来，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矛盾加剧，与鲁迅自身所属的“语丝派”也产生了纠葛，鲁迅与创造社诸君(除了与鲁迅有私交的郁达夫)的隔阂自然也就进一步加深了。所以，郭说这封信不是为自己名位而发，而是为鲁迅争地位鸣不平，显然是在盗“鲁迅知音卫士”之名。

　　郭沫若这种仅仅因为文章在刊物中的排名不靠前，就对其他作者乃至编辑大发牢骚的名位争论，不止发生过一次。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在办《现代》杂志时，也碰到过。

　　据施先生回忆，他创办《现代》，得到许多前辈作家的支援，唯有郭沫若因为远在日本，他没有机会登门求助。当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大多由上海光华书局或现代书局出版，而以叶灵凤为联系人。施先生曾几次托灵凤向郭约稿，始终未能如愿。1933年3月，施先生亲自写信给郭，请他为《现代》写一篇关于创造社的文章，因为当时施蛰存正在计划请各个文学社团的主要人物为他们的社团留一个史料。但郭沫若复信还是未允，施没有办法，只好请张资平写了一篇《曙新期的创造社》。到了9月初，施先生再次和杜衡(《现代》另一位编辑——笔者按)联名去信，请他为《现代》四卷一期特大号写稿。这一次，郭沫若同意了，允许把预备让现代书局印行单行本的《离沪之前》先在《现代》上发表。

　　施蛰存取得《离沪之前》全稿后，把刊物的1/3篇幅留给了该文。这一期杂志应当在11月1日出版，全稿交发印刷所排印是10月1日。《离沪之前》是散文，恰巧这一期的《现代》另有一篇周作人的散文，施蛰存就在目录上把郭沫若的名字排在了周作人之后。结果，这一排列被叶灵凤看见，就写信告知了郭沫若。见自己文章又一次排在了周作人后面，郭沫若和13年前一样大动肝火——也许更生气，于是，在文稿还在排字房的10月中旬，他写信给叶灵凤，内容是通知对方：《离沪之前》马上就印单行本，不要在《现代》上继续发表。想想，这对《现代》是多么难堪的一件事——文章已经排定，并且去了打字房。施蛰存等人大窘，万般无奈，只得在已排印的郭文文末加一行小字，申明本文即将出单行本，下期不再续载。

　　为了善后，施蛰存又和叶灵凤商量，请他写信给郭先生解释：因为同是散文，故目录上虽是先周后郭，但书内正文，郭文并未排在周文后面——也就是说：虽然名义上周作人在郭沫若前面，但内容上，还是郭沫若在周作人前面。郭沫若这才又在11月初回信施、叶，说《离沪之前》可以继续在《现代》发表。这一来，施先生他们更头痛了：这不在刚出版的《现代》上已经申明“本文即将出单行本，下期不再续载”么，怎么又食言了？后来在载有郭沫若第二部分文稿的四卷二期的《现代》的“编后记”中，施先生只好再作说明：“本刊上期刊登郭沫若先生的《离沪之前》，本拟不再续载，现承好多读者纷纷来函要求继续刊登，因此又在本期上出现了。”

　　此事还没有完。四卷二期的《现代》出版后，为保证下一期发表的《离沪之前》最后一部分不再有问题，施蛰存和杜衡给郭沫若去了一封信。这封信大概写得非常婉转、恭敬，使郭的不愉快涣然冰释。次年1月中，施蛰存收到郭的复信，全文是：“大札奉悉，前致灵凤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即颂撰安 杜衡 施蛰存二先生 郭沫若 一月十日。”明明自己想做文坛“偶像”，却硬要表示与世无争，以致施先生的最后感慨是：“大作家不容易侍候啊！”

　　钱锺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文人好保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为笑柄，只要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陷害，终还不失于‘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

　　(作者孙玉祥 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