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派"最后的诗人牛汉：曾被关进牛棚

▲牛汉自述《我仍在苦苦跋涉》。

▲牛汉自画像。 (资料图片)

　　著名诗人牛汉先生追悼会10月9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牛汉先生于9月29日上午7时30分在京逝世，享年91岁。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天最早公布了这个消息，网上顿时烛光一片，哀悼声声：“最有诗歌天真的诗人”、“当代著名的编辑家”、“牛汉铮铮铁骨，诗人中的真汉子”、“华南虎冲出樊篱呼啸而去，汗血马完成他的跋涉。牛汉先生诗文不朽”……

　　“七月派”著名诗人

　　牛汉，“七月派”著名诗人，原名史承汉，曾用笔名谷风。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 1923年生。祖先是铁木真的嫡系，叫忙兀特儿。兀特儿是姓氏，忙是部落名，这支部落早年在今天察哈尔、张家口一带。元朝亡后，忙兀特儿迁徙山西，改姓史。

　　牛汉1938年参加中共地下党，翌年党组织遭破坏，失去联系。194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43年考入西北大学。1946年因学运被捕，后经组织营救获释，同年与妻子吴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开封、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到华北解放区，在华北大学招生委员会工作。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编审，历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新文学史料》主编，曾任《中国》执行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诗集《温泉》获中国作协全国新诗集奖，2003年获马其顿共和国“文学节杖奖”，2004年获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北斗星奖”。他创作的《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等诗歌被广为传诵，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五卷本《牛汉诗文集》。

　　韦君宜慧眼识牛汉

　　在深情的怀念中，我们难以忘怀的是牛汉为《新文学史料》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们敏锐地感到，中国文坛需要恢复历史记忆，承续“五四”新文学传统，而大批曾被打倒的老作家重返文坛，也需要有一个园地让他们说话。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韦君宜在著名作家楼适夷的建议下，决定办份刊物，谁来筹备？韦君宜一眼挑中在该社“五四”编辑室当编辑的牛汉。

　　韦君宜认为，《新文学史料》主编必须要由在文学界有一定地位的人，才站得牢有号召力，而牛汉是“七月派”代表诗人。

　　“七月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七月派”诗人的作品思想性突出，诗歌的主题往往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充满着政治态度鲜明的艺术激情。牛汉、艾青、田间等被公认为是“七月派”代表诗人。在听到牛汉逝世的噩耗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牛汉是当代诗坛领袖式的人物，随着‘七月派’最后一位著名诗人牛汉的逝世，一个时代真正结束了。”

　　沉冤多年而意志不消沉

　　作为一名编辑，尤其是如《新文学史料》这类刊物的编辑，必须要有丰富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广泛的人脉关系，而这来源于积累。

　　1953年3月，牛汉从部队转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在冯雪峰领导下工作，曾先后担任过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上海的早晨》、《山乡巨变》和《艾青诗选》、《殷夫诗选》、《十月的歌》等书的责任编辑。但一心只想创作的牛汉还是被卷入了政治纷争中。

　　“文革”一开始，牛汉即被关进“牛棚”。“干校”的军代表看他人高马大，就让他干拉车运输等最繁重、最疲累的劳役，像牛马一样使唤他。1974年底，牛汉获准回京，在出版社的资料室抄了两年卡片。一直在1979年才正式平反。

　　在干校时，牛汉咀嚼苦难，反刍人生。诗，突然从心中苏醒了。他有了写诗的冲动。“面对着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诗正是扇动着的翅膀。”后来，他把自己的屋子，取名“汗血斋”，就在这“汗血斋”里，诞生了他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在最没有诗意的日子，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他又开始写诗。牛汉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

　　直到1979年9月，牛汉获平反并恢复党籍。25年里，他始终没认过错，也没出卖过任何人。韦君宜亲自点将，调牛汉参与编辑《新文学史料》时，牛汉尚未彻底平反，但实际上已是编辑《新文学史料》的核心人物，这需要相当大的魄力，而牛汉也没辜负韦君宜的厚望。

　　为编辑《新文学史料》，牛汉亲自向萧军、端木蕻良、赵清阁、骆宾基、沈从文、叶圣陶、朱光潜、施蛰存等人组稿，几乎当时所有重量级作家，茅盾、冰心、叶圣陶、丁玲、沈从文……都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他们的回忆录，可以说，《新文学史料》在历史转折期创刊，以一刊之力，承载起恢复文学记忆、重新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的重任，为中国文学走出幽闭、褊狭、僵硬之困局，走向丰饶、开放、鲜活的新境界，做出贡献。

　　《新文学史料》现任主编郭娟说，前辈如楼适宜、韦君宜，特别是主编牛汉，以其敏锐的历史意识、郑重的历史责任感以及探求历史真相的勇气塑造了这本刊物的品质：以史料说话，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

　　顶住压力没使刊物夭折

　　1980年，《新文学史料》发了《从文自传》，当时有些人对沈从文还有偏见。有一次，上面还专门派了“调研员”对《新文学史料》审查，社领导找牛汉谈话，说《新文学史料》“有方向性的问题”。牛汉毫不含糊，针锋相对地说：“你具体说说，到底有什么问题？”

　　有段时间，连韦君宜都觉得有些为难，不想继续办下去了。她对牛汉委婉地说：“牛汉啊，可能上边觉得办起来太困难、太复杂了一点，咱们是不是停了吧？”牛汉理直气壮地问道：“《新文学史料》有什么错？大部分作家，包括丁玲、艾青都很支持，很欢迎，为什么要停？”

　　人们都认为，如果没有牛汉几次顶住压力，没有他“毫不含糊”的倔脾气，很可能《新文学史料》早就夭折了。一些专家认为，牛汉在上世纪80年代所作的两件事今日看非常有价值：一是编《新文学史料》；二是编《中国》。牛汉很自豪地说，他编的两个刊物只登作家的好作品。编刊不做违心的事。前者是为现代文学留下了珍贵的当事人的回忆。后者刊载了许多“先锋”派作者，譬如北岛、舒婷、杨炼、残雪等的作品。尽管后者仅仅存在了两年。

　　艾青曾问牛汉：“你说，你这许多年最大的能耐是什么？”牛汉不假思索地回答：“能承受灾难和痛苦，并且在灾难和痛苦中做着遥远的美梦。”郭娟认为：“牛汉先生塑造了《新文学史料》的品质，是这个刊物的灵魂。他在政治运动中被整过，但他超脱了政治，勇于呈现历史真实，这难能可贵。”(深圳商报记者 楼乘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