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孽海花》是男权文化的“猫腻”

　　已有足够的史料证明，晚清名妓赛金花颠倒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从而“拯救民族危难于床上”的故事纯系杜撰。既然原本子虚，《孽海花》为何郑重其事，以无作有，并以此一纸风行？背后隐藏的男权文化的那点猫腻一旦说开，自然会大煞风景。

　　在封建时代，女性的“美德”，诸如温柔善良、忍辱负重、低眉顺眼、勤劳贤惠等都是由男人规定的，我把这称之为男权文化的女性想象。对于特殊女性人群，比如妓女，男权文化也能于“万恶淫为首”之外别开蹊径，于是有了才妓、义妓、侠妓等话头。在他们眼中，女人真是好，可供释放荷尔蒙，可供清玩风雅，于危难之际还能挺“身”而出，为国捐“躯”。妓女的侠义又供给了男人作诗的好材料，好于微醺之际就着清风明月牙疼一般哼哼个不停，可谓“一鱼多吃”，岂不快哉！

　　“胜利果实”的取得自然要付出成本，但若套用时下某名教授的理论，以妓女作为牺牲，当然比以良家女子作为牺牲“危害性”要小——你们本来就是干这个的嘛。抗战时期，女作家丁玲写了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女主人公贞贞在遭日寇轮奸之后，竟主动走入日本军营。小说写到后半方真相大白：贞贞后来主动走入日本军营，竟是以“身体”获取日军情报。贞贞既遭轮奸，已然不贞，以“不贞之贞”作为牺牲换取情报，当然只能算是“废物利用”，付出的成本或者说“危害性”更小。1953年，《我在霞村的时候》成了丁玲的一个重要罪证。女作家还是太天真啊，她不懂得，有的事情说得做不得，有的事情呢，则做得说不得。

　　有一种说法叫“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与女性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女性(或曰母性)意味着生命的养育与保全，战争则竟是赤裸裸的生命的屠杀与毁灭。然而，当我们如此理解战争与女性的关系的时候，显然没有把某些特殊女性包括在内，因为对于这些女性来说，不仅不必“走开”，战争反给她们提供了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契机，使她们在精神上有了涅槃重生的可能。在曾朴写《孽海花》后的107年、丁玲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后的70年，名导演张艺谋拍成电影《金陵十三钗》。《金陵十三钗》所迎合的社会心理其实不是什么“商女亦知亡国恨”的英雄主义，而是以下两点：一、妓女有她们的身份原罪，这种身份原罪需要她们主动走向苦难去进行偿赎；二、说白了，让妓女去供日寇凌虐比让“纯洁”的女学生去供日寇凌虐，让我们更能平静以对。在她们挺“身”而出之前，她们的生命已然被排了座次。此处不妨再次套用某教授的理论，只是这次它的“危害性”何止是“小”，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前一阵，某名教授发出“强奸陪酒女危害性小”的言论，也许是觉得“妓女”这个词太过刺耳，他用了相对柔和的“陪酒女”的概念。他或许不知道，不论是妓女还是陪酒女，她们首先都是人，都享有人最基本的权利，我们并无多少理由和资格歧视她们，能意识到这一点，是学习做人——尤其是做个好人的第一步。